悲怆的乐章
——忆沈从文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20日 16:39)

　　作者 吴泽顺

　　1948年底，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城内外戒备森严，特务到处抓人，一大批文化名流已接到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在南下名单之列。饱受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

　　沈从文当时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的社会良知决定了他期望着那个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旧时代早日终结，一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盎然生机的新时代早日来临，但同时又担心自己跟不上已起了质的变化的时代，为新的时代所不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1948年底，沈从文主持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因平津战役而停刊，12月7 日，沈从文在给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如是写道：

　　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实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应该说沈从文已具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自己的创作就作了这样的评价：

　　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

　　国家好，人的自由竞争机会多，文学从一个极广泛的要求生产，要求出产，我或者还可有以自见于世。国家不好，人孤立，便等于游离于纠纷以外，形成一种隐遁状态，工作用笔时，也必然避开目前人人所呼喊问题，转若自娱，欲深反晦。

　　这段话几近谶语，数年后得到一一验证。

　　时间发展到1948年底，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沈从文再也避不开“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一涉及创作主体思想的重要问题了。

　　在给吉六的信中，他明白地写道：

　　手中一支笔，很需要作一回严重检讨了，如检讨结果，有对于自己过去作完全否定情形，也应分担当这个否定过去的痛苦，来重新迈步。有些事自然不易习惯，有些事终可望慢慢学好……试为重造自己来作一点努力吧。即觉得所习见学习方式，不容易与平时习惯相合，也得放弃了这个本来写作情绪，作一些新的尝试。为的是一支笔既还要用，还能用，学习用到大目标上去，实在合理多多！

　　沉痛的反思中，不无对自己的勖勉。如果说在感情上沈从文对鼎革后自己的命运前途多少还抱有一些希望的话，那么在理性上，沈从文则以一个作家的敏锐眼光，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也实际上预示了整整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圯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我们中年这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要牺牲大半，也不妨事……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只不过进展方式，或稍稍与过去书生所拟想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同上）

　　而这一点，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多少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了。

　　在国共两党殊死斗争数十年即将见分晓，知识分子（少数右翼除外）将民主自由一宝押在共产党身上，以致一边倒的局势下，不怎么过问政治的沈从文，却对现实保留了异常清醒的头脑。只不过这个被巴金称许为“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的沈从文，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个受难者。

　　几乎就在他作出以上预测的同时，北平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批评他的文章，北大的民主广场上贴出了许多批判他的壁报和标语，其中有一篇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 辑）。郭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中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并批判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位文坛权威带强调性的政治结论，对性情温和内向、为人厚道、与世无忤的沈从文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先前的些许担忧，似乎过快地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正在向他收紧。由于对形势和政策不理解，他期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同他谈谈，拉他一把，可是希望落空了。他开始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他常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

　　善良的生命真脆弱……”有时又用悲悯的目光看着儿子，摸着儿子的手说：“爸爸非常之爱你们，知道不知道？”仿佛在和亲人作最后的告别。

　　枪炮声终于沉寂，国共两党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的对抗，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北平和平解放了。共产党首脑机关从西北坡进入北平，一大批解放区文化工作者也以胜利者的英姿从各地进入北平。

　　人们欢天喜地迎接解放，但这对沈从文的情绪没有丝毫改变，因为在他看来，鲜花属于胜利者，而胜利进程的加速，意味着他厄运的加速降临。他仍处于极度的精神紊乱和恐惧之中。新进城的解放军干部中，有他的熟人、同乡，他们都来看望这位平易务实、成就卓著的作家，并不以政治地位论尊卑而藐视他。这一点让沈从文感到高兴，但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他仍回到恐惧之中，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文艺界的负责人。其实，他和他的家人心里都明白，在这种尴尬处境中，他心里不是没有期待，他一直在期待着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个在困境中曾得到他真切关心和帮助、进城后已担任文艺界负责人的朋友。但她没来，这个人是丁玲。后来得了丁玲的消息，沈从文前去找她，受到了客气的接见。沈从文很失望，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他仍然回到孤立恐惧之中，病情更重了。

　　关于这次丁沈会面，沈从文一直缄口不提，多少有些难言之隐。

　　沈从文去世后，前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和沈虎雏的回忆文章都曾提及，而陈明先生则有否定性的看法，认为所谓丁沈会面纯属子虚乌有（参见《新文学史料》）。详情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沈从文于八十年代初致徐迟的信中，不难察其情绪之端倪：“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客观地回顾那段历史，共产党尚未获得全部政权，新中国的建立亦正在酝酿之中，百废待兴，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游离于两大政党之间的自由作家，有那么些不公正或疏忽之处，尚可理解，而个人之间，或因政治的原因，或因世风的影响而改变固有的关系，也是那个时代在知识分子精神人格深处烙下的一道鲜明的印记。在那个万象更新，人人追求进步的时代，且不说沈从文昔日的朋友，就是他的家人，又有谁能真正理解他，并与他精神一脉相通呢?三十多年后，当中国人重新发现沈从文的价值时，他的家人亦痛感认识他太晚。沈虎雏在他父亲去世后写道：“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

　　沈夫人张兆和本是苏州名门闺秀，知识女性，北平解放后，来看望他们的解放军首长动员她到华北大学接受革命教育，然后参加工作。

　　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一种时尚，然而，精神处于紊乱、草木皆兵的沈从文，以为这是迫害者釜底抽薪的手法，以便从家庭内部来整垮他。

　　他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幻觉中感到绝望，在绝望中逐渐地失去了自我。

　　“我”在什么地方? 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

　　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一只沉船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949年初致夫人张兆和的信）

　　一片浑茫中，他想到初到北平求学时的情形。求学无门，亲戚又不愿资助，只好向素不相识的郁达夫求援。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且同样穷困的郁达夫，认为沈从文想通过读国立大学然后求职的想法过于天真，便以谐谑的笔调给沈从文回了一封信。其中给他指出了两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当小偷。

　　“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 你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 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载1924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

　　这当然是文人的一种调侃。事实上，郁达夫对沈从文的出道曾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但陷入精神迷乱的沈从文，此时却依稀想起了老朋友的这一“忠告”。青年时代缺乏的勇气，现在却回到了中年的沈从文身上。也许他还想到了王国维，那个在颐和园自沉的一代国学大师。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遗书）想像中的网一步步在向他收紧，迫害既已无法解除，士可杀而不可侮，不如自行解脱。1949年的春节刚过去几天，早晨，他开始实现这一悲壮的举动，被儿子制止了。儿子走后，他又用几种方法寻求解脱，幸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小舅子张中和及时来到沈家，解救了他。或许是天道未泯，一代大师本不该如此离开人世；也许是天意轮回，中国的文物研究注定需要此人。不管怎样，沈从文侥幸逃过了这次命运的劫难。在我看来，这是他个人之幸，更是国家之幸。

　　在医院，他仍然处于极度的精神错乱中，把戴着口罩的医生认定为伪装的迫害者。出院后，不断有朋友来看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慢慢从紊乱中解脱出来，变得安静了。但人一旦恢复理智，又会陷入莫名的痛苦与回忆之中。沈从文早期以写作为生，凭写作养家糊口，后来虽然在大学做教授，为刊物编副刊，但写作是他生活的主分内容，更是他生命的本质所在。中年的沈从文，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多产作家之一，但他对自己的成就并不满意，常常为抗战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因动乱不安未写出好作品而自责。1948年7 月，在和儿子的一段对话中，他还许诺“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仅仅半年时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发生这样的变故，他写的东西都是“桃红色”的，都是要不得的，自然，他不能再写作，但他能干什么呢? 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托翁为了走出围城，去寻找他的理想，最后凄然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荒凉的铁路小站。自己呢，生命将何以延续? 出路又在何方? 他常常在书桌前久久独坐，沉思冥想，他仍然写，写了撕，撕了又写，据说是诗。这些在时空错乱中零乱记下的心灵独白，永远消失在时空之中了，人们已无法猜测。但来自沅水的沈从文，肯定想到了曾在他故乡泽畔行吟的屈子，和在湘江边郁郁北望的贾太傅。

　　瞬息闪现在他大脑中的“胡思乱想”，或许正是他写作生命能量骤灭前的最后几声爆响。

　　沈从文喜欢音乐，因为音乐和文学相通，更与心灵相通。在这段非常的日子里，音乐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常常对着收音机，木然不动，让音乐缓缓流过心田，抚慰他那颗受伤的心灵，梳理他早已失去平衡的思绪。

　　虽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让他感伤自己的命运，但音乐毕竟让他的生命意识开始复苏。一和好的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是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1949年9 月20日致夫人的信）

　　不能低估音乐对沈从文的影响。正是音乐的滋润，心灵豁然洞开，沈从文已领悟到了生命的深层内涵：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

　　在汩汩流淌的音乐声中，沈从文触摸到了生命的律动。即使不再写作，难道生命就会失去那份神圣的庄严么? 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 大彻大悟的沈从文，不再在意个人的毁誉得失。

　　“国家事大，个人太渺小了，算不了什么的……我爱国家，因为明白国家是从如何困难挣扎中建立起来的……

　　我是个中国人，眼见近四十年的血和火对于万万人民的教训，又如何由于一种进步思想的发展，推进，紧密和千百万人民情感生命结合，把一个廿年专政的官僚统治推翻，从极端媚外惧外贪污腐败、自私无能的恶劣政治现实中，转而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怎么能不爱? ”（《沈从文别集·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1949年6 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中却没有沈从文，这是不公正的。文艺界的朋友没有一人出来为他说话，因为谁为沈从文说话，谁就可能成为第二个沈从文。工农政权下的文人们，当时都带着沉重的原罪感，总觉得头上高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的利剑。但沈从文对此淡然处之，“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巴金：《怀念从文》）吴晗代表组织来看望过他。谈到他今后的打算，沈从文提出到磁县去烧磁。吴晗感到很为难。

　　后来安排他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他自己也愿意，因为他喜欢收藏，对文物有些了解。1949年8 月，沈从文正式告别文坛，到故宫博物院上班，开始了他下半生默默无闻的文物研究生涯。同时在北大博物馆系兼课，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陈列室的部分瓷器和漆器是他捐赠的。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沈从文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具有戏剧效果的是，为此书作序的正是当年《斥反动文艺》一文的作者。

　　到博物馆不久，沈从文就被送往西苑革大政治学院“洗澡”。一年后，临近结业时，小组长约他谈话，转告上级的意图，希望他仍然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被沈从文婉言谢绝。不一定完全是因为情绪，生活体验尤其是用笔方式，不能说没有差距。

　　“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沈从文别集·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1953年9 月，第二次文代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被提名为出席大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大会代表时，沈雁冰逐一介绍，当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简短的两句话，至少说明两点：一、毛泽东早就知道沈从文是小说家，可见沈从文名气不小；二、沈从文现在不写小说了，应该再回到作家队伍。受过委屈的沈从文，当时“兴奋感激，眼睛发潮”，终于明白“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毛泽东的勉励，实际上已给沈从文摘去了“桃红色作家”、“反动派”等强加于他的“桂冠”，这对沈从文来说，实在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有利的契机。当旧日同行们为讴歌新中国而改变用笔方式，因而成为显赫大宾，出国飞来飞去时，沈从文却再一次放弃了成为新中国作家的机会，自然也放弃了可能获得的地位，甘愿在故宫午门上做了十年解说员。在命运的徘徊口，沈从文再一次显示出异常的冷静和理智：

　　若重新写作，一切得重新学习。照我这么笨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沈从文别集·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知人易，知己难，事实证明沈从文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沈从文回到文学界，亦或回到大学做教授（解放初辅仁大学合并到人民大学，聘沈从文为教授，被谢绝），他后半生的生活道路将很难描述。

　　他的旧日同行们，虽然在应变能力上超过他许多倍，有些也曾辉煌过一时，但有几人不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满腔的愤懑离开这个世界的? 读巴金的《随想录》，如读忏悔录，让人感到心灵的重荷，而曹禺晚年在病中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写一部真正的名作”，死不瞑目啊！这是作家绝望的哀鸣，更是在心灵长期挤压窒息之中呼啸而出的带血的呐喊！有机会翻一翻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将会获得不少历史的启迪。表扬稿式的新文体，扛着扫帚扫大街的打油诗，充斥于代表国家文学水平的文学刊物，昔日的大师们，难道真的就浅薄如斯，平庸到制造文化垃圾的地步? 当年斥责沈从文为反革命，其作品为桃红色的郭沫若，又何尝不是抱憾终身。“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你能想象这是那个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吗? 也正是这位文坛泰斗，在“文革”飓风来临之际，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一生的著述毫无价值，应该付之一炬，以彻底的自我否定为“文革”的“焚书坑儒”运动带了一个好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荫，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着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充满感情地写道：“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怀念朋友，更是自我感伤。巴金说出了他们那一代人想说却未说出的心里话。

　　1948年的岁末，辞旧迎新，具有双重的含意，而对沈从文来说却是一串尴尬的日子。他曾以生命进行过抗争，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悲怆的乐章。然而在新中国的文化大潮中，这仅仅是一个山涧小溪式的舒缓平和的序曲，沈从文的同行们，大概也不会想到序曲之后就是山呼海啸、激浪排空式的“金蛇狂舞”，胡风、丁玲、冯雪峰、老舍、吴晗、邓拓、周扬，还有大大小小的各色文人们，不论其政治色彩，也不论在朝在野，敌我友仇，都被一批又一批地淹没在波峰浪谷之中，抛上去，又摔下来……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的确是一个多事之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回眸过去的那一段历史，还让人心惊神悸。我们祈愿中国的文学艺术（亦或政治）从此风清月白，如草原牧歌般悠然地传扬。“国家好，人的自由竞争机会多，文学从一个极广泛的要求生产，要求出产，我或者还可有以自见于世。”这是沈从文当年的愿望，我想这也恐怕是大多数文人们翘首祈盼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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