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师与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之四——敦煌守护神常书鸿》（7月1日播出）  

央视国际 (2004年07月05日 11:53)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当代教育》，我是胜春，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节目《一代名师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最后一集，我们说的是常书鸿老先生与敦煌莫高窟的故事，敦煌莫高窟是在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常老先生曾经跟敦煌莫高窟打过将近50年的交道，说起来这50年在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应该算不上漫长，但是在一个人的发展历程当中呢，可能是意味着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从事这项保护工作，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请来了旅日艺术家常嘉煌先生，也就是常老先生的儿子，另外一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萧默先生，欢迎您老先生，萧先生也曾经跟常老先生有过15年共同工作的经历，那在今天我们的话题展开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和观众朋友们来看一段短片。

　　解说：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又称千佛洞，现存石窟492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绘画题材以佛教、经变图、人物等为主，分别反映不同造窟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直观地将历代绘画造型的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等艺术风格和传承演变以及中西方艺术交融的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都会。

　　20世纪的前20几年间，英、法、日、俄等国的文化窃贼来到莫高窟，利用反动政府和当地管事者的腐朽昏聩，掠走大批经卷，大量精美的壁画也被他们用化学涂料剥离后带走。常书鸿那时正在巴黎学习绘画，当他看到外国强盗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和陈列在外国博物馆中的敦煌艺术珍品后，痛心疾首，1936年，常书鸿放弃了在巴黎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回到苦难中的祖国。

　　主持人：好，刚才我们一块看过了这段短片，我们都知道敦煌艺术的魅力所在，常书鸿老先生当时是怎么跟敦煌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萧默：常书鸿在他的回忆录《铁马丁冬》里面写到，第一个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梁思成先生他在1932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叫做这个题目，宫殿就是根据文献写的，我们知道，佛寺资料全部都是《敦煌艺术图录》里面的资料，所以他们两个在北平一见面，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谈到敦煌，他就种下了他要到敦煌去的种子，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最后于右任监察院院长提出来要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那个时候可能就物色这个所长谁来担当，梁思成先生找到常书鸿先生，梁先生问他你愿不愿意到敦煌去，要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了，你去当所长，常书鸿说我非常愿意去，我梦寐以求就愿意去那个大西北地方，后来于右任就找他谈话，正式找他谈话，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了，在常先生到那之前，曾有很多知名的中国学者曾经到过那里，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据我知道，第一个到敦煌的中国学者可能是陈万里先生吧，陈万里先生是考古学家，大概是1925年，然后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国民党的政府监察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1940年到敦煌去考察这和他后来建议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很有关系，因为他亲自去过。然后就是比如说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向达、阎文儒先生，画家张大千、谢稚柳，都去过敦煌，都是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所吸引，他们有的是考察，有的是进行考古发掘，张大千和谢稚柳主要是瞩目于敦煌壁画的艺术，但是他们去了几个月，后来也有很大成绩，搞了一些临摹，但是长期留下来的，50年留下来的，那就是常书鸿先生。

　　主持人：当年常书鸿老先生决定去保护敦煌的时候，那个时候做了个很大的决定，变卖家产、家具，甚至把自己的画都买了，那时候您还没出生，但是您肯定会听过自己的父辈们讲过这些事情吧。

　　常嘉煌：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梁思成先生给我父亲送了一句话叫“破釜沉舟”，破釜沉舟，对，然后徐悲鸿先生在我父亲画展的那个时候，因为画展是为了去敦煌的，他也送给我父亲一句话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表明父亲当时的决心，我父亲他以后的一生当中做很多事情都是这种精神，他做事情都是勇往直前的，从来不后退的。

　　主持人：萧老先生当时对于常老先生变卖家产那一段经历，您知道的有多少？

　　萧默：因为政府也给了他一点钱，开办经费，但是少得可怜，他就自己办画展，他卖了40幅画，全是他私人的画，然后他就用这个钱作为经费到敦煌去了，离开四川的时候是一个人，然后到了甘肃以后才招兵买马，最后是找到了5个人，连他一起包括会计、总务，加在一起是6个人，去敦煌了。

　　主持人：1943年的时候来到了敦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自然条件是什么样，情况是什么样的，两位给我们说说。

　　常嘉煌：他刚到敦煌的时候，是刚好闹过一场兵乱，就是那些街道的铺面都关门了，他到敦煌第一顿饭，据他说是盐和醋拌面条，没有蔬菜。

　　萧默：我就记得常先生给我说过，他第一次到敦煌，来到时候兰州坐汽车，大概是1943年2月，多坐敞篷车，您知道二月多是相当冷的，在甘肃河西那个地方，2月多非常冷的，大概3月多到的，大概走了一个多月，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么从安西到敦煌还有100多公里，是骑骆驼，走到一个地方叫甜水井，因为一路都喝的苦水，然后到那个地方，这个地名叫甜水井，大家非常高兴，甜水井肯定水是甜的，应该喝到甜水了，结果喝的水是最苦的，我是1963年去的，我想比常先生开创的时候已经好多了，但是我们喝的水仍然是苦水，那水里面有一种叫硫酸镁的，在西药里面叫泻药，你吃了那个含硫酸镁的水，那就是泻肚子，我在那15年可以说就拉了15年肚子。

　　主持人：您看您都1963年去的，在那15年拉了15年肚子，我想1943年常老先生到那，除了饮水之外，其他一切日常生活都是很不方便的。

　　常嘉煌：对，我去那以后，我看他有一个咖啡壶，是从法国带去的，他特别喜欢喝咖啡，可是他也就是喝的是咸咖啡，可能在没有听说过的，在那边喝绿豆米粥也是咸的，从早到晚每天喝的都是咸水，而且我母亲说早上去打水，那水是稍微淡一些，因为那个水是从戈壁滩上流过来的，你要是下午打水呢，晒了一天那水盐分特别大，那边生活吧，除了吃的很少，就是一些咸菜，因为没有新鲜菜，我母亲说那时候很少吃豆腐，为什么呢，一年要吃三四个月的咸菜，冬天都是腌菜，为什么吃不了豆腐呢，他在戈壁滩上，从敦煌市买来豆腐，那时叫敦煌县，县城里买来豆腐，带到敦煌莫高窟，戈壁滩上走四个多小时，太阳底下走，所以带回去的豆腐就是酸的，肉就是臭的，吃的是腌过的咸肉。

　　萧默：解放前常老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就是一头牛，牛车从莫高窟到敦煌城，有26公里，26公里走那个牛车，去回那就得一天一夜，后来有两头驴 ，两头驴是人骑的要，拉东西的话就得牛车，敦煌县政府当时破了一个案子 ，破了个贩毒案，把犯人的一匹马给没收了，把这匹马也送给常书鸿，于是常书鸿才有了一匹马。

　　解说：常书鸿初到敦煌时，看到石窟前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做饭烧火，附近林木也被随意毁坏，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都是。莫高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处在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双重厄运之中。

　　主持人：当常老先生1943年到了敦煌之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来保护敦煌，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萧默：首先第一件工作就是把这些人为的病害隔绝开来，必须修一个围墙。

　　主持人：我想他修这个围墙的时候，当地的百姓肯定会有不同意的，因为过去我们都可以进进出出，非常随便，突然你给我们围一道墙，我们生活不方便了，他们还不知道保护价值。

　　萧默：这个没办法，这个收归国有了，于右任告诉他说，是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同时宣布莫高窟收归国有，原来是没有管理的状态，谁都不管，所以既然收归国有，常先生就首先是保护。

　　主持人：那时候，当地的百姓能够接受理解吗？百姓可以理解，而且那个围墙就是百姓修的围墙，原来修3公里，没有经费，后来缩减为1公里，给政府打报告，去了多少报告也不回答，也没钱，后来常先生就向县政府借钱，县政府就派民工来修的这个墙，从3公里缩减为1公里，但是1公里也起到作用了，还有清沙工作，因为它这个敦煌岩壁里面有很多洞窟，分好几层，这个岩壁有三、四十米高，岩壁以上就是戈壁滩，戈壁滩大概离敦煌岩面退进去有个几公里，就是鸣沙山了，鸣沙山那个风全部是沙子，风一刮过来就刮到洞窟里面了，就从岩上掉下来，掉下来就刮到洞窟里面了，所以洞窟里面有大量的沙子，大概有10万立方米，常先生就亲自领着工人，而且亲自动手把10万立方米的沙子给清除出来了。

　　解说：喝的是莫高窟前的咸水，睡的是用泥沙堆砌的土炕，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方便，常书鸿就这样和第一批有志于敦煌艺术保护的工作人员，开创了敦煌艺术遗产的保护事业。他们从给石窟编号、调查洞窟内容、在石窟前种植防沙林，修补文物等基础艰苦的事情做起，其中更多的工作是临摹，这也是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基础。

　　主持人：画它怕什么东西呢？我们要保护它。

　　萧默：敦煌壁画本身，我刚才说的是洞窟的保护，那么壁画本身呢，它有一个酥碱的问题，有一个起鼓的问题，起翘、 起鼓，就是说它这个由于年代很久了，它外面抹的一层很薄的几毫米、两毫米厚的那个白灰，画了画，时间长了以后，它里面有水分了，或者有什么东西了，它就鼓了，里面空了，它鼓了，你一碰，它就一块儿都掉下来了，或者不是起鼓，而是全面地酥松了，酥碱了，里面的碱透出来了，整个都酥松了。稍微一碰，一片就掉下来了，还有起翘，这个壁面它中间不起鼓，它两边起翘，四周围翘起来了，起甲，那么这些东西都要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非常细致的，一定要保护。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认为他保护敦煌的工作难点在哪儿？

　　萧默：人们最担心就是洞窟踏下来，岩壁一下雨，雨少，但是下雪啊它那个水就渗到岩石里面去了，然后渗到岩石里边，就渗到洞窟里面去了，这对壁画有很大的损害。

　　主持人：这个壁画是沙制的吗？

　　萧默：不是，就是叫戈壁石，戈壁石就是卵石和沙子交接起来的一种很酥松的岩石，岩石面上抹上泥，草泥，然后外面再抹上石灰，很薄的石灰面，很薄的，抹上以后，然后干透了以后再画画，所以在这个洞窟里面，如果渗水的话，那当然对这个泥皮一片一片的水就掉下来了，酥松了。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在解放之前，常老先生凭着自己个人的那种满腔的热情，带领一伙人在这里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这里保护敦煌艺术，那么解放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解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得到了新生，敦煌文物大规模的维修、临摹、保护及研究工作在常书鸿的带领下开始了，这一璀璨夺目的国家珍藏，不仅国内尽人皆知，敦煌艺术也逐渐走向世界。

　　主持人：解放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对于敦煌的保护也非常重视，常先生在解放之后对敦煌都有哪些保护措施？

　　常嘉煌：首先是石窟的加固工程，像萧老师所说的，一直持续到1960年文化革命以前，那么还有更主要就是对壁画的保护工作，这个就包括它壁画的所受到的空气，还有风沙，还有人为的侵蚀，这是个最大的事情，因为壁画的损害是一种无法再生，无法挽回的一种破坏颜色依附在泥土上，如果一旦它剥落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当中也是最艰苦的工作，而且我父亲在保护方面也是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包括那时候有东欧国家的专家，他们都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提出的方案呢，未必我父亲马上会采用，他是经过反复的讨论，包括跟国内专家商量以后，很慎重地一步一步地做，包括那个壁画的粘接材料，那时候是用所谓高分子材料，后来我父亲说，高分子材料是一种塑料，那么塑料历史才有几十年的历史，那是50年代嘛，几十年不到100年历史，那么能不能保存100年呢，他也挺担心的，对壁画的那种感情，好像比自己的皮肤还要珍惜。

　　萧默：60年代初，常老就多次地打电报给中央，说是洞窟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同时在这以前，就记载着裂缝，裂缝有三种，有横向裂缝、 纵向裂缝、水平裂缝，对这三种裂缝都做了常年的记录，已经积累了好几年的资料了，记录了，过几个月再看那个裂缝就已经扩大了，过几月，它又扩大了，非常的危险 ，给中央打报告，中央派了工作组，来了解以后，最后拨了巨款，当时我可能记得不准确，是300万、 400万，还是200万，总而言之，即使是200万吧，也相当于现在好几千万了。

　　主持人：当时我们得到国家的这笔拨款的时候，对敦煌的保护应该是

　　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萧默：非常有利。

　　常嘉煌：最关键的一次。

　　解说：这是常书鸿20世纪80年代在敦煌的住房，陈设之简陋实在令人叹息。墙上的煤油灯罩记载着悠悠五十年悲壮的历程，五十年间常书鸿从来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画笔，不曾间断对敦煌的发掘和保护。

　　主持人：因为常老先生是留学法国的，当年你也有过想要去法国留学的这个念头，但最后您去了日本，这些为什么呢？

　　常嘉煌：当时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届大学生，到了学校，我选择的是油画专业，那个时候学校有一个填写，这个将来你以后去向去哪里，去留学还是干什么，有这么一个意向书，就是一个测验吧，收集意见的，后来我把这个纸带回家里跟我父亲说，我说我想去留学，那么我是学油画的，去欧洲呢，还是去美国，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突然说了一句，他说你应该去日本，我就很不解他说，在日本有很多中国隋唐时期的这些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到中国学到一些文化艺术传统，从建筑、绘画、工艺，包括一些礼俗都带到日本去，因为日本有一个习惯，他把这些文化传统都是很原封不动地一直保存下来，但这些东西在国内有些已经失传了，特别是日本画，就是自然的这种绘画颜色，咱们叫石色，就是敦煌壁画那个颜色这种用胶用色，在日本还有，他很明确，他说你去学习这种方法，把它带回来，等到你完成这项工作以后，你再去欧洲，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后来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申请去日本留学，而且我在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的研究室，研究日本画，我发现它是跟敦煌壁画是一样的，包括很多技法，它用胶的方法，包括金箔的方法，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他们自定为他们自己的国粹，认为他们日本是最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咱们隋唐时期传过去的，那么这些技法呢，后来我也带回来，告诉我父亲母亲这种矿石颜料的这些成分和用法，1994年我在日本举行画展的时候，给我母亲打电话，我母亲就说父亲已经病重了，然后我画展结束，立即赶到北京，我放下行李就冲到医院去，冲到医院我才发现我父亲当时因为肺气肿不能讲话了，然后这个气管切开了，但他神智还很清醒，我冲到跟前以后呢，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当时我就想我应该用一句话去安慰他，我突然就说，爸爸，嘉煌要去敦煌，他听了以后眼泪就从两边流下来了，点点头，所以之后我就开始说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誓言，我要做下去。

　　解说：常嘉煌没有忘记对父亲的承诺，他不但继承了父亲做事情勇往直前，从来不后退的精神，也承继了父亲对敦煌莫高窟的一片深情。

　　主持人：在上节目之前，您曾经给我看过的这个常老先生当年的日记，我看完了之后，作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有感触，不是用一生的精力和整个心思去爱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做到这样的细致和工整，好，观众朋友，我手中现在拿着的这本书是常书鸿老先生在90岁高龄的时候出的一本书，叫做《90春秋》，这里面记录着常老先生跟敦煌莫高窟的50年的情结，看过了之后真是非常让人感动，其实说到保护敦煌，常老的一生应该说是跌宕起伏的，但是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当中，他都没有忘记对敦煌的保护，大师季羡林曾经用这样的话评价过常老先生，他说常公大名，宇宙永存，确实是这样，我想常老先生对于保护敦煌所付出的一切，历史不会忘记。好，在这里让我们感谢嘉宾，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一代名师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我们下期节目《当代教育》再见。

责编：英子 　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