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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仅上海一地就有包括东吴大学法学院在内的17所大学被停办。倪征燠在经历了两年的留守之后，身为法学大家的倪征燠被通知调往同济大学图书馆工作。
为了现实之生存，年已半百的倪征燠开始自学俄语，两年以后，他的俄语水平已经可以胜任专业教师的角色。
正当倪征燠以为今生再也不会从事自己热爱的司法事业的时候，1956年春季，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点将，奉调倪征燠前往北京外交部报到。
在参加了东京审判7年以后，倪征燠重返法律界，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专门负责中国的涉外法律事务。
当倪老再次见到已是阔别多年的法学界，见到了东京审判的同事梅汝敖和东吴大学老同学李春番等人时，一向沉稳从容澹定的倪征燠不禁感慨万千！
1906年夏天，倪征燠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中，他是这个大家庭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黎里镇曾经出过一个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晚清时代因参与制造“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而被革职抄家的浙江省臬台蒯稚芗，只不过蒯稚芗留下的是恶名。
在倪征燠3岁的时候，一场大火烧毁了他家的祖屋，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全家被迫迁居平望。在平望和黎里镇相继读了私塾，小学，考入上海虹口区的私立澄衷中学。两年后，转学考入沪江大学附中就读。1923年，17岁的倪征燠因成绩出色，直升沪江大学读书。读到了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倪征燠再次转学，走进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堂。蓄志学法是倪征燠心中一个化不开的梦想。
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不在本部苏州而在上海的昆山路上。
倪征燠之所以选择攻读法律，一方面是出于今后求职工作方便，同时，一个幼时的故事让他忘不了。1911年中秋节，5岁的倪征燠去看望住在上海租界地里的九叔。九叔给他讲述了刚刚发生在租界里的断案故事。那时的中国没有完整的法权，凡涉外国人之诉讼，必须由中国法官会同该外国人国家的领事共同审理。由于外国领事同中国法官的意见不一，蛮横的外国领事竟一把将中国法官的朝珠抓断。那一地的朝珠仿佛就洒落在九叔家的家门口，也仿佛洒在了倪征燠的心坎上，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为收回一个完整的司法权、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而奋斗的种子。
倪征燠在东吴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给中学教书代课勤工俭学，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学习法律的日子又紧张，又刺激，许多新鲜的知识在倪征燠眼前铺展着。
1928年夏季，倪征燠东吴大学毕业。这时候，他决定继续深造，去美国读书。
马湘东：当时美国名牌大学也挺多的，那您当时为什么偏偏选择斯坦福呢？
倪征燠：美国的大学在船上搞活动，当时是邀请上海的一些有点外语基础的学生上他们的船去参观，当时我参加了，就问他们，美国什么地方学法律最好啊，他一口就说斯坦福，那个学生会的主席，后来我真的到了斯坦福去，他就在那，就在那个课堂里面我看到他。
当时倪征燠没有钱，而他只能自费留学，所以他向同学借贷。
倪乃先（倪征燠的女儿）：他到现在有时候跟我谈起来的时候，还不断的提到，一个就是都是通过两个同学借贷借了款以后出去学习，一个叫邬鹏，还有个名字叫邬炳荣，帮他借的第一期的。第二期的款子是他到美国去了以后不够了，然后另外一个人，是他的沪江大学的同学叫徐焕明，他又帮他在上海借了钱汇给他，所以他对他们很感激，到解放以后，这两个人的生活情况比我们还要差，所以在后头８０年代以后，我父亲经济条件稍微有所改变的时候，他还经常资助他们，年年都帮助他们，一直到他们去世。
马湘东：倪老，您觉得您这一生是不是很幸运？
倪征燠：我感觉到我是很幸运的，而且有的时候，非常关键性的时候，比如说我能够参加东京审判，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后来又参加海牙国际法院，性质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在当时非常难得的。
马湘东：您的回忆录书名叫做《淡泊从容莅临海牙》，可能您比较认可这样的概括，这句话真的能概括您的一生吗？
倪征燠：真正的，我就是这样子的，还是一个比较谦逊的概括，一个人不要因为地位高了，不要觉得好像什么事情看法不一样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应当不是说作为一个有地位的，或者是什么一个人，我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无论法律方面还是在做人方面，是不能有什么特殊的概念，追求的还是正义。我学法律的，当然公正是最重要的。
倪征燠一辈子没有离开昆曲，也一辈子没有离开追求公理正义的司法。
在走向人生漫漫征途的时候，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象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着的希望。只有那种毫不计较得失、为了巨大理想而活下去的人，才会在危难时刻焕发出激情、勇气、和穿透人生的睿智光芒。
对于倪征燠来说，人生不是什么短暂的烛光，他的一生就是一支辉煌灿烂的火把，燃烧得极其明亮，然后，把它递交给后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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