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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 （ 日本陆军上将 “九一八”事变元凶 ）
日本陆军上将，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1917～1919年，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在中国昆明、汉口，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1922年到参谋本部中国科任职，频频到中国从事阴谋活动。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狼狈为奸，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
倪征燠：到他们日本陆军省，就是陆军部的档案库里去找，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马湘东：在中国当时没有证据？
倪征燠：秦德纯他是军政部的副部长，他去作证的，那么人家都要问他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日本人在那个时候是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说这个就是证据啊？你是空话。你说当时军队、部队的有权的人，哪个能想到说要保留证据，预备将来审判战犯，没有人，根本没有准备。
马湘东：那您在国内有没有试着去找证据呢？
倪征燠：我曾经到过北平，当时找到几个大汉奸，叫他们是不是可以写一点东西，当时受日本人的压迫，他们参加汉奸行为的经过，这些东西后来有一个人写了，写了之后，忽然想起来，他说不行，他把那个东西丢到火炉里去了，连这一点证据都找不到，没有了。
马湘东：那当时在国内一点证据都找不到，是不是太出乎您的意料呢？
倪征燠：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想到这个事情，没有人想。我当时也知道恐怕部队里面不会保留证据的，他们没有这个法律知识，当时也没有人提醒，只想到抗日，能够军事上有胜利就不错了。
马湘东：后来您去日本档案馆找证据，那您找到什么有利的证据呢？
倪征燠：他们把土肥原、板垣吹的简直是不得了，他们越吹对我们越有利，是不是？他越吹，他的罪名越大，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些东西落在我们手里面非常有用处，我举一个例给你听，陆军省档案库里面有一份驻华日军的报告，他报告里面列举了，他说有许多日本军人要替换的就是要回国的日本军队，回来到了家乡，讲当时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怎么样子杀害中国的老百姓，怎么样强奸，怎么样枪东西，怎么样虐待，这一种东西，他们当时日本在中国的那些指挥官当作是自己的功劳，觉得好像显示了中国人怕日本人，怕到这样子的程度，所以他们当时还觉得这样让他们去宣传，对他们有面子，有好处，那到我们手里就是证据。这样子的一个总结是非常有用处的。
根据1946年1月19日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的总体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6年5月3日到1947年1月24日，由控方提起控诉，宣读起诉书，由检查方面提供证据；
第二阶段，从1947年2月24日到1947年8月4日，由被告做集体答辩，提出他们的总反证，以试图推翻起诉书对他们的指控。控方则可以针锋相对，提出反诘与质询；
第三阶段，从1947年9月10日到1948年1月12日，由被告个人进行单独反证并与控方进行质询。
当时，由于中方准备不够充分，对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的指控与证据不利，中国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假如再错失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那也许会铸成永远的遗憾。
倪征燠：板垣出来了，那我当庭责问了他，土肥原缩在里面不出来，按照英美法，被告可以不出来，他说我并不是放弃我的辩护权，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想出了一个对策，就是土肥原同板垣有许多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板垣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也用不着所有的都拿出来，我们挑选他和土肥原两个一搭一档的搞侵华、网罗汉奸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把他们两个突出来，这样子土肥原虽然不出来，但是我在责问板垣的时候，我就把土肥原的名字带在里面，这个时间土肥原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他不能说不对，这样子才把他拉进去。这实际上是一箭双雕。我在点出来他们一系列事情的时候，我就质问板垣，我说在这样子的事情里面，和你连在一起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现在坐在那边，第一排第二个人？
倪征燠：当时板垣有个证人，他说我那天有人请我吃饭，当时听说柳条沟就是那个沈阳事件第一桩事情发生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抓住了这一点，请你吃饭必有酒啊？你当时喝了酒，你今天跑到法庭来做证人，你没资格！下去！这样子就把他轰走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倪征燠义无反顾，不辱使命，土肥原和板垣被判处绞首刑。
东京审判结束了，日本战犯们的命运尘埃落定。如释重负的倪征燠回到祖国却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
国民政府邀倪征燠出任全国最高检察长，倪征燠拒绝了。混乱的时局中，以他的名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去台湾，可以去欧洲，可以去美国，但倪征燠哪里也没去，他选择回自己母校教书。
倪征燠应邀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法律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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