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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大法官
央视国际 2003年06月02日 11:09
这里是北京城中心的“正义路”，从前叫“司法部街”，在历史上称做“江米巷”，是京城征米的储运和集散地。那时候的江米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熬制腊八粥的原料，而是类似今天的水泥。用它制成的“混凝土”修建了长城和宫廷庙殿。
1861年３月英国与法国公使在东江米巷占据了王公府第作为使馆。以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荷兰共11个国家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了公使馆。
1900年，八国联军从这里出兵镇压义和团，1901年，11国公使在东交民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15年北洋政府在日本使馆内签署了“二十一条”，1919年，也是在这里，爆发了“五四运动”。30年后，使馆区从这里谢幕了。
这是个历史风云汇聚的地方，屈辱和抗争的脚印落满了这里的每一块砖石，成为无法磨灭的记忆。尽管昔日洋人穿梭的大门已尘封多年，洋楼改成了旅馆，办公大厅变成了美容中心，但那些异样的涂色和装饰仍旧依稀可辨，依旧感染着我们的心情。
在这条不太长的小街上，每天早上，总有一个97岁的老人在女儿的陪伴下静静地散步。自然，他的脚步已经穿过整个20世纪。车水马龙中，有谁会想到，正是这个老人，曾经在历史舞台上，出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57年前，1946年5月3日，继欧洲的纽伦堡审判之后，令人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侵略者必须为自己的侵略付出代价，杀戮之罪必须得到公理与正义的清算。
就在东京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候，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逐渐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困境。1946年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回国述职并希望能抽调精兵强将支援东京审判。
向哲浚点名要倪征燠出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前往东京增援。
马湘东（主持人）：向哲浚为什么会过来救急的时候，一定要点名让您去东京呢？
倪征燠：我是刚刚从英国美国回来的，到那边去的目的就是要去学他们的那一套，而特别是他们庭上的那套的。这个对质，他们已经进行了一段，而且进行的非常困难，还有美国人替他们做辩护，当律师，那这个东西就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马湘东：您觉得我们的难题是出在哪呢？
倪征燠：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战胜的国家替战败的国家来辩护，而且非常卖力气，这种情况我们没想到。
马湘东：英美法他是抗辩式的，而大陆法是质问式的，那具体，英美法和大陆法他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呢？
倪征燠：根本的不同有一点，就是英美法它是属于保护被告的利益，这个大陆法是没有的。
马湘东：当时苏联光是派去参加这次审判的就是50多人，而且还有好多人在准备再去参加审判，那么这么大一个审判，我们国家当时只派9个人去呢？
倪征燠：那时候当权的人都只是想内战，有的人恐怕在那想第二步怎么办。
马湘东：可是当时我们派去的几个代表当中不是也有好多也是从国外的大学毕业的？
倪征燠：没有几个国外我们出去的人，国外大学毕业的，我可以告诉你，就两个人，就是梅汝敖法官，一个向哲浚，其余的都是国内学法律的，还有翻译很多。因为前面这一段，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形势，对我们的形势很不好。
马湘东：怎么个不好呢？
倪征燠：在庭上呢，被告方面的律师是节节胜利，因为他有语言的方面，程序方面，再就是那个势头，所以当时情况是非常不好，而且大家都没想到。
马湘东：当时像土肥原、板垣这样的人很可能就判无罪了，是吗？
倪征燠：对，我们就怕这个事情。要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些人不能回来了，要被人骂死了，打也打死了。
马湘东：您当时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您当时压力非常大？
倪征燠：非常大，但是你不能不接受啊，在那个时候。
马湘东：为什么不能不接受呢？
倪征燠：因为刚刚政府出的钱叫你到英美去学英美法，去考察，现在用着你的时候你不去了。
此时，刚刚从美国、英国考察司法制度归来的倪征燠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准备出征。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曾经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两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侵华间谍头目）
日本陆军上将，甲级战犯，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阴谋家。出生在冈山县一个军人家庭。
1913年，以日军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在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当时的特务头子坂西武官的助理，从此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当天，土肥原由东京赶回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成了事变的指挥中心。1932年1月，土肥原被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为侵占整个北满做准备。1933年，土肥原第二次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在《塘沽协定》划定的非军事区内策动叛乱，制造事端。“七•七”事变后，他率第14师侵入华北，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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