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刘心武当年写《班主任》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今天他研究《红楼梦》受到如此大面积关注和争议。阎崇年先生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出版了22本学术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但是他的知名度也仅仅是在学术界。但是他最近的一本书《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一年内就再版了15次，一本历史学书籍，销量超过32万册，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山东大学中文系马瑞芳教授一直是研究《聊斋》的专家，她以前写了八九本关于《聊斋》的专著，以前的书最多也就卖一万本，而她最近出版的《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后一个月就再版了，而且还带动了她以前的书热卖。这三个人的书突然热卖，都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看上去是一个画面单调，不过是专家学者讲讲文史知识而已的低成本电视节目。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午播出的讲座节目能有这么大影响，到底为什么？而且，这个节目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收视率从0.05提高到0.32，是10套节目进步最快、收视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栏目。

　　“百家讲坛”在2001年创办，现在的栏目组主任魏淑青女士介绍说：“最开始这个节目定位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当时领导觉得，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好老师，有多少人能享受他们的成果呢？就是大学生也不能完全享受到这些，更何况还有更多的人进不了大学。”当时的节目主任高峰因为对传统文化有情结，决定开办这么一个栏目。由于第10套节目同时开办了很多栏目，所以“百家讲坛”最开始并没有一炮打响。两年后，魏主任调到这个节目组工作，央视索福瑞公司做了一个调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栏目。节目开办两年多了，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力。“我们觉得节目做的不错，但做得过专、过雅，和百姓之间还有距离。”魏主任说，“老百姓喜欢什么？他们知道一点儿，但是还想知道更多，如果说这件事他一点都不知道，你讲得再好，也很难吸引他。所以当时我们决定研究怎么贴近百姓。”

　　当时清宫戏很火《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都是在那时候播出的，所以“百家讲坛”就策划了一个“清十二帝疑案”的系列节目，收视率一下就上去了。“这也是借了势了，如果说没有很多清宫戏，这个系列节目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反响。10频道是个边缘频道，所以借势非常重要。”魏主任说。

　　从“清十二帝疑案”开始，节目组渐渐地摸清了这个节目的规律，那就是让一个主讲人连续讲，成系列，摒弃原来一个主讲人只讲一次的做法，而且在选题、定位上更贴近观众兴趣，在制作手法上更加符合电视节目的规律。所以当时刘心武的“秦可卿身世之谜”播出后，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争议，“百家讲坛”再一次借势提高了知名度和收视率。

　　对不起，它不是学术论坛

　　“百家讲坛”节目策划人解如光先生反复强调：“刘心武这件事媒体说了很多了，有人说百家讲坛应该是个学术论坛，到我们这儿来讲课应该有些责任，我觉得这跟他们不了解‘百家讲坛’的节目宗旨有关。首先它不是个学术论坛，电视台是大众传媒，甚至我们扮演的学术角色比你们的《读书》都差很远。我们一再强调不是个学术论坛，这么说不是推卸责任。我们就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节目定位就是让专家为百姓服务，这也是节目比较快地在社会上得到认同，收视率提高的原因。你要是按一个学术论坛的标准要求我们，我们只能说‘对不起’；尽管我们是个为大众服务的栏目，但是我们并不排斥有一定学识地位的人到我们这里讲课，大众需要比较高层的人来指点他们。最近刘心武事件中在媒体发言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在我们这里讲过。”

　　解如光更看重通过这个节目向公众传播更多的文化，对别人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误解，他说话显得有点激动：“让老百姓注意《红楼梦》，都去读，自然是好事。最近台湾做了个调查，《红楼梦》在读者中排名第一位，还用舞蹈的方式演绎《红楼梦》。他们也用通俗的方式演绎名著，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渴望，提高国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只要提高老百姓对文化的热爱就够了。学者之间的事情可以争一万年，只要有人读《红楼梦》，总比都打麻将好吧。”

　　问题是刘心武在这个讲坛中将文学问题与历史考证融合在了一起，在叙述历史中使用文学手段，缺少严谨的立证，就不是学术讨论问题了。

　　架座桥，扶着专家过桥

　　解如光把这个节目比喻成“一座专家通往老百姓的桥，然后让专家从桥上走过来”。这种架桥说进一步明确了节目宗旨，那么，为什么要架桥呢？解如光说：“研究机关过去在计划经济里有很多弊病，他们很多的研究是脱离现实生活需要的，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但责任不在这些学者专家，在于当时的体制，这种体制只要求他们写出这样一些文章，然后他们就可以评到职称、晋升，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这种生活了。他们以为这样就是正常的，就形成了固定思想问题的方式，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离他们一开始做学问的初衷也越来越远，这样的体制客观上造成了老百姓离中国文化越来越远。”他在强调学术普及时，忽略了学术研究的根本责任。

　　接下来是过桥。“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直接走过来是不行的，必须告诉他们怎么过桥。“我们一直在寻找‘百家讲坛’自己的叙述模式，就是你们不能是研究院里的文本，也不能是大学讲坛的讲义，也不是说书讲故事的，而是，‘百家讲坛’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个探索我们进行一年了，我们在做各式各样的实验。我们认为，‘百家讲坛’讲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思想与叙述并重。以前的大学老师讲课，他事先要给你很多阅读的东西，他讲课的时候其实就是分析，这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有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些书，所以必须把故事和分析结合在一起。研究机关偏重抽象理论分析，而电视的口播节目不是合理性抽象分离的，抽象分析对我们来说画龙点睛就够了。”

　　“过去有句话，大学教授教不了中小学生。解如光说，这种改变对专家来讲可能是痛苦的国耻，“他们都是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人，要改变他们，等于把一个人整个表述体系彻底颠覆。对那些想改变的人，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任何通化的过程都意味着失去原来体系里的严密性。真正能够做到深入浅出的往往都是大师这样的人。”

　　谈到刘心武现象，解如光不客气地说：“那些红学家到我们这里来讲课，大部分都很失败，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何让老百姓听明白。所以他们今天说刘心武，恰恰就是他们的短处。我们真的有种想法，希望他们改改治学上的态度。”

　　论坛需不需要认真的学术背景？“百家讲坛”太多强调的是他们扶着专家过桥。制片人万卫说：“让他们列提纲，第一讲要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写出来。一般来说，整体结构跟我们想像的完全不一样，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是基上论文的方式。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这时候冲突就出来了。一般情况下，的反映是‘让我讲这么简单的东西？’他们老是觉得目的是传授他们的观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比如有个讲《红楼梦》的老师，讲的过程中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观点，他不知道把观点和细节联系在一起。观众能坐在电视前看节目，必须要有悬念。传播方式必须是线性的，单线条的但是学者喜欢横着走，提出个观点，然后四处旁证博引论证观点。”

　　过桥就要经受痛苦

　　解如光说：“几乎每一位专家都要经历痛苦改变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的屈指可数。让专家讲故事，讲细节，细节和思想并重，而且，主要部分要用历史事实和文学故事去讲述，然后在思想上稍加提炼。叙述上注意悬念化和戏剧结构，每个专家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表述方式，你只要吸引人就行。所以每个专家都要跟我们有长期的磨合。”

　　解如光讲了几位教授痛苦“变异”的实例。他说：“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很有热情到我们这里讲，她讲《聊斋》，有些部分讲得好，有些讲得不好。她鬼狐妖梦，很生动，她不用做过多故事上的设计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后来从总论上讲，具体到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讲法就不管用了，必须按照悬念，故事性去讲，她就没有纵横空间了。为此，我们特地去了一趟济南，跟她当面沟通。比如她讲到一个人物叫细侯，一个烟花女子，她一生中所有故事都很平常，只是到了最后的一刹，她思想中爆发了一种别人都想像不到的能力。马老师一开始就讲‘惊世骇俗说细侯’，上来把这个故事的结果给讲出来了，然后再去分析。我告诉她这样讲不行，前半截讲完后半截就没人看了，要换一种方式讲，一个孩子的生活经历，边讲边把分析加进去，一直讲到最关键的时候再把这张牌翻出来，前面各式各样的分析都带着假设，觉得她不过是个很普通的烟花女子，那么蒲松龄为什么写她？肯定有原因，这样就吸引住观众了，最后再说蒲松龄写细侯的真实目的何在。”

　　马瑞芳教授也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搞古典文学研究总是那么几个角度，但老百姓喜欢文学中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讲《聊斋》人物，和我平时讲的不一样，我讲了20年的蒲松龄，他们不让我讲，让我按问题去讲，我开始拒绝了。后来专家和读者反映说这样挺好的。我跟他们沟通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电话一打就一个多小时。现在的电视观众很难伺候，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

　　解如光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国防大学的马骏教授，“他来我们这里讲二战，他很配合，作为一个军人，穿了一辈子军装，居然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套西服，说明他很重视。但他一开始讲得不好。他用部队里长官对士兵讲话的态度讲了几集，我们跟他磨合，给他讲栏目的宗旨和要求，他想改变自己，但是在部队里习惯了居高临下命令式的作风，所以讲座也表现出来别人灌输的姿态。随着时间的磨合，马骏渐渐懂得了心平气和地和别人交流，他懂得小声说话了，他懂得要讲故事了，他注意观众的眼球了”。

　　解如光说：“其实对他们来说做些改变也是必要的，因为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专家应该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改变有好处，这一点从阎崇年先生等人的改变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学术研究准确性，他这样看“现在的专家身份和地位已经不单是领导的肯定，还有市场的肯定。你看搞健康快车节目的洪昭光，在安贞医院，连小护士都踩咕他，为什么？通俗化的过程是个很危险的过程，一通俗有时候就不准确了。梁文道，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上讲，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任何比喻都不会百分之百准确，所以有很多专家都固守自己在阵地上,老攻击先走进市场的人这是学术界的潜规则。今天刘心武被攻击，是很正常的事情，谁对谁错我不管，我倒是希望很多专家迈出这一步，它是市场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科学文化越普及、越大众、社会就越文明、越进步这是任何人都承认的基本法则，怎么一到具体人身上就想不通了呢？很多专家就是自己迈不出这一步。很勇敢迈出这一步的阎崇年、易中天，都迈得非常好。

　　把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制片人万卫认为，这种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因为讲座和其他电视节目形态不，“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我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开始老师做不到，包括刘心武揭秘秦可卿，他也没做到。所以编导三五分钟就打断他一次，为观众总结，提醒一次。悬念性、单线条和戏剧性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讲座节目和论文的不同地方。有的老师就能在我们要求下做到了，比如容易中天。但有时候他也忽视了细节，比如他讲刘邦，前面都铺垫好了，讲到鸿门宴他说：下面该是你们都知道鸿门宴，就不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讲了？他说，这谁不知道啊？我们跟易老师讲，观众想听的就是这个，他们要听您的版本的鸿门宴。

　　如果主讲人某些方面达不到他们要求，一方面编导后期加工，但后期加工的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是来与专家沟通，尽可能按节目的要求做，万卫把这个过程比喻成“培训主讲人”，“培训什么呢？以前我们很糊涂，现在我们知道了，实际上是培训主讲人编剧能力，是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当然，这种“培训”下，学术通俗化了，是不是也戏谑化了呢？

　　打破领地意识

　　当阎崇年讲大庆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讲的非常成功后，栏目组有意让他继续讲剩下的11个皇帝，但是阎先生有些顾虑，“因为其他皇上由别人研究的。他要讲别的皇帝，万一讲坏了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反复做他的工作，最后12个皇帝都让他讲了，所以就获得成功。他讲‘自己’的皇帝时没什么压力，讲‘别人’的皇帝时压力非常大。”万卫说。

　　为什么这样呢？万卫认为，其实现在关心刘心武的争论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即学术界的领地意识。万卫说：很多专家缺乏公众意识，都在圈子里做文章，这个圈子很深，不太注重往外扩充。比如这次有关红学方面的争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习惯了自己封闭保守的一个圈子里做文章，甚至他们都有一个领地意识。在过去传媒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传播交流学术成果的方式就是开研讨会，我通知你来你才可以来，我让你发言你才能发言。他们的经费都是国家财政支出，再进来人就得分羹。所以人人都在保护自己的圈子，害怕别人进来。这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百家讲坛不受这个制约，从阎崇年这里开始，我们在打破过去的学术领地意识，把按照领地意识划分学术变成大众共享，我们这么做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以前也有文化类的电视，但收视率都不高，原因就是没有跟大众结合在一起，他们自然就进入那个领地了，在那个圈子里做事有种满足感，我们硬是冲破这个圈子，把它扩大到大众当中来，我们之所以觉得有点成功的原因就是这个思路是对的。从阎崇年和刘心武两个人名声的扩大和他们学术成果的共享，以及换回来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已经说明了学者走进大众是他们生存的方式。”

　　打造学术演讲明星，制造更多文化现象

　　“百家讲坛”栏目否定他们是将学术变成通俗讲故事，说书的“戏说”方式，但他们确实用他们的方式改变了关于学术的定义。万卫介绍说：“刘心武研究了10年《红楼梦》，没有多少人买他的书，到我们这儿一讲，书就好卖了。易中天去四川出差，开出租车的认出他，一进宾馆，提行李的人认出他来了，宾馆经理也认识他，他成了宾馆里的名人了。这就是我说的‘打造学术演讲明星’。我们的过程是造星的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语言表达使人成为学术明星。阎崇年和刘心武的书在图书销量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易中天他的书《帝国的惆怅》是《新京报》学术图书排行榜的第一名。”

　　另外，万卫说，“学者出书获得利益我是非常支持的，必须让他们感到走进大众中会获得利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缺的。我实际上也在帮助他们最大化获得利益，我们叫实现多赢，通过他们体现出我们栏目的价值，他们讲完之后体现出个人的社会价值，出版社通过我们的书获得最大效益。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跟我们联系，要求出书。”

　　以前，“百家讲坛”的做法是一个选题一个人讲，一个人讲完了就走了，观众不认识他，讲的人也觉得因为篇幅限制没有说尽兴，而且节目组的劳动量也大。“现在我们找准一个人，一下子把他“挖干净”，让他10年成果、一辈子的成果都展现出来让老百姓接受，让他们觉得只看电视不行，还要买音像光碟和书。明年我们还会有‘三国现象’、‘大清开国现象’、‘西厢记现象’……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文化现象。万卫说。

　　摘自《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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