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对相声充满虔诚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5日 09:36
一
了解马志明底细的入，都真心地佩服他，而相声界以外的人，几乎对他一无所知、我平时爱听他的相声，也研究过他的相声。平日里不管是电台、电视台，只要播放他的相声，手里有多忙的活也放下，竖起耳朵听。凡有他的演出，他一准给我送票来，不管剧场有多远，骑上自行车就走，听完了，看完了，赚一肚子笑。笑得你五脏翻个，六腑荡气，心里有多大的别扭，都笑没了。真像他们相声里说的，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我毕竟算不上对他了解。最近有机会采访他，听他谈了不少关于自己和相声的情况，这才使我对他有了初步的认识。
说实在的，曲艺现状并不景气，但相声依然红火。哪儿都有相声，全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大至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小至一个企业、一个学校搞的联欢晚会，一台文艺演出如果没有相声，就像主妇们做菜缺了味精，怎么吃怎么觉得味道差点。是的，人们都爱听相声，那是因为人们都爱笑，又不仅是笑，还能在笑里琢磨出点什么。琢磨点什么呢？这谁知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内行笑门道，外行笑热闹。反正人们听了相声，笑够了以后，就觉着该出的气出了，该宣泄的愤怒、不满宣泄了，该流露的机智、优越、正义都流露出来了。哈哈一笑，痛快！日常生活中，人们太紧张了，早晨8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睁开眼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上哪找那么多的乐子去！多亏有了相声、今年4月，天津曲艺学会曾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上不少老中青年学者纷纷对相声的现状和前途表示不满和担忧。惟独天津电台的一位编辑力排众议，他说电台曾在全市搞过一个民意调查．对电台播送的全部节目进行评议，结果“每日相声”专栏得了两个第一：一个是收听率最高，占调查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多，另一个是填“非常喜欢”和“喜欢”的最多。这确实是一个无法驳倒的事实，因为情况是大家都看到的，在天津，每到傍晚的17点20分（现已改为17点25分），家家户户窗户缝门缝里挤出的声音都是相声。人们一边切菜、淘米，一边听相声，听着听着，“噗嗤”笑出声来，险些把菜放进米锅里。有人这次广播没听到，就等晚上十点的那次，哪怕进被窝了，也要把它补上。人们喜爱相声，也就喜爱相声演员，于是就给他们起了一个最时髦、最富当代色彩的称号——笑星。
马志明就是一位被观众誉为笑星的人。但不知他是怎么成的笑星，因为没有人评选，没有人任命，也没有人给他发聘书。他成为笑星就像一个唱流行歌曲的歌手，自然被人们称为歌星。他是说相声的，笑的艺术，也就自然是笑星。不过天津的老少爷们儿称他是笑星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我问他时，他说：“我确实没有取得过什么成就，就得过几回奖，也不高。”看样子他挺拘谨，我想了想，对他说：“可能同马派相声有关系吧？”他点了点头：“这倒可能是个原因。”以马三立为代表的“马派”或“马氏”相声眼下正在走红，看样子还会不断升值。原因是，观众听完马派相声可以发出一种不同凡响的笑声。这种相声，不急不躁，不喊不叫，不荤不咸，慢慢地在台上如数家常，但听得你在里面来回转圈，琢磨来琢磨去，不愿出来，直至让你鼓掌、捧腹。马志明作为马三立的长子，正宗的马派相声传人，他说的《地理图》、《夸住宅》、《卖五器》、《文章会》，地地道道的马派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说的《白事会》，简直把观众说狂了。他在上边演，观众在下面接着，等着他的动作、眼神、口气，等他说到可笑处，下面“轰”的一声，剧场里的笑声像开了锅，沸沸扬扬。一名老年男观众从剧场里出来，在我身边比比划划地说：“这小子，真像他爹，有相声味儿！”立刻一位脸上还带着笑的老大娘接上活茬：“真缺了德了，那个马志明把人不哏死嘛！”对这样的评价有的人以为莫明其妙。可别忘了，天津的观众都是曲艺的行家，他们要是说你有相声味，喜欢你，就证明你成了器了。相声味是什么？如果一个相声演员没有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过人的艺术敏悟，没有在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中轻便自由地展现人情世故的本领，你就是说上一辈子相声，也下会有相声味。
当然，马志明成了笑星还有其他原因，就是他提到的得奖。今年8月，他创作和表演的《纠纷》在大连举行的全国“星海杯”专业相声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获得了创作和表演的两个三等奖。同时，这段相声还获得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津门曲荟”创作、表演特别奖。说起这个段子的创作和获奖，我得多说两句。这段相声不长，说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叫王德成，一个叫丁文元。一天早晨，正是上班时问，街道上路窄人多，车水马龙。王德成不小心用车轮子轧了丁文元的脚一下，不重。如果王德成说句客气活，道个歉也就完了。可他没言语，推车就走。丁文元哪是个省油的灯，出言不逊，不依不饶。双方就唇枪舌剑，险些要动手，最后归了派出所。他们非要民警断出个是非对错，否则没完。哪知民警没理他们，让他们在派出所里蹲了一上午。这下两人傻眼了，这么熬下去，工资、奖金没了，老婆、家务也管不了。于是两人急转直下，称他们是“盟兄爷”，早晨是闹着玩的。结果王德成替丁文元说好话，丁文元替王德成说好话，这才走出了派出所。出来时两人客气得像一对好朋友。就这么一个小笑话，经他一演，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和修养表现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充满了一种现实的积极的幽默情调。他跟我谈创作这个段子的动机时说：“十年动乱和当今的不正之风，使得一些人身上有一个很坏的毛病，他们不是把劲用在正道上，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而是用在一些鸡毛蒜皮、无原则的纠纷上。不点儿大的事，就你争我斗，针锋相对，谁也不让着谁、其实大家生活在一起，难免有锅勺碰锅边的时候，就是有个言差语错，彼此让一让也就过去了。偏不，小事闹大了，一个比一个穷横，最后自己吃亏。我就想通过这场纠纷，让大家互相理解，互相谦让，把劲用在正事上。”
他的这番话正表现出一种为多数相声演员所缺乏的意识——幽默意识。而这是相声的生机和希望所在。幽默是什么？这我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来自客观事物中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矛盾，特别是矛盾双方的互融和转化。在合理性中存在着不合理性，在不合理性中又存在着合理性。一个人如果能够看出这种对立中的联系，联系中的对立，他就有幽默感、幽默意做作到了这点。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和价值趋向的多样性，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乃至行为举止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现象。那种以一种模式和原则规范10亿人的时代看起是不容易复活了。因此能否使不同价值和方式共存共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你要讲纪律，我要讲自由，绝对自由当然不行，绝对的纪律和划一就行吗？你要生活得安静，我要生活得热烈，但大家又生活在同一栋楼房同一个门洞之中，安静的人对，难道热烈的人就该到大西北去？人们想要和睦共处，相安无事，有时就不得不糊涂一些，看得开一些，旷达一些，建立一种曾被社会先贤们讥讽和唾弃的观念——幽默观念。这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幽默观念的重新抬头，幽默艺术的重受青睐，就证明了这点。马志明的相声《纠纷》之所以赢得那么多观众的喜爱，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和辐射力，根本原因也在这里，他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扎实的功底，使这场看来无聊的纠纷具有了一种逻辑意义和社会意义相统一的幽默内涵，让人们从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尽管如此，在开始时，马志明却没敢轻意把它拿到剧场去表演，因为有的人看了以后说没包袱，太温，不像相声。他心里不服，1987年初，趁着天津市政协开新年茶话会，他给这群天津市的科技、文化、政治精英们试演了一次．没想到，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连一些从来也下听相声的政协委员也笑得合不拢嘴，称赞这个相声好。这使他很激动。不久，他又拿着这段相声到南开大学去演，也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一致欢迎。一些中文系的学生竟以这段相声为题目，用系统论，接受美学、现象学的方法对之加以研究，写出了洋洋大观的学术论文。直到今年，在全国艺术节的“津门曲荟”上，他才正式把这个段子拿到剧场，与更广大的观众见面，效果却极佳。连一些怀疑和担心的人也开始对它另眼相看了，一时在天津兴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纠纷》热。
二
我不善作诱导式采访，谈什么都开门见山。我问他：“你自己认为自己是笑星吗？”他略显沉思，十指交叉使劲朝里收拢一下，说：“我不认为我是笑星。我觉得作为一个笑星，没有一定的造诣，无论创作，还是表演，都得有成系统的东西。基本功扎实是起码的，重要的是要有独创性，甚至可以著书立说，成为一种风格流派的代表。承认我是个说相声的就不错了。”
“你的标准是否有些高了？”
“一点也不高。即使在旧社会，要想让同行承认是一个说相声的，那就很不简单了。要有严格的师传，经过多少年的学习、表演。现在可倒好，半路出家，没掌握几个段子，连起码的基本功和文化都不具备，就叫笑星。再说笑星有评的吗？要评也得经过观众多少年对你的印象和喜爱程度，自然而然地评出来。像现在几个人往那里一坐，说一个段子，你就成了笑星？”
他的说法显然有些偏激，不过也有合情理处，那就是说相声不是个轻松的职业或艺术。不是有这样的事吗，一个小孩子长得贫嘴薄舌，人们就说，这孩子说相声保准错不了。这种误解对于出生于相声世家，以说相声为终身职业的马志明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他在给我讲他学艺的经过时说：“我从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杂技都学过，但最难的还是相声。为什么呢？戏曲、杂技基本都有一些固定的套数，你把这些套数学会了，就可以表演。可相声呢，虽然也有一些基本功，但下能直接用，真说起来，没规矩，又有规矩，全靠你的苦练和才能，愣把人们逗笑了，不易。”我记得几百年前法国古典喜剧大师莫里哀早就告诫过人们这点。特别是在我听了他的从艺经历，我感到，他这样说至少不是一种职业炫耀和自夸。他今年44岁，1945年出生。按今天的标准，说他是一个青年演员还不算耍赖。但40岁中艺龄已占去30多年了。他在相声界的辈分比较高，相声艺术自有记载以来，至今已有六、八代人了。他属于第五代，大名鼎鼎的侯宝林和他同属一代，至于像刘文亨、魏文亮、高英培、范振钰等等都属于第六代了。当然这跟他是马三立的儿子有极重要的关系，马三立在相声界中的辈分就是极高的。但这种行业的辈分并不决定一个演员的声誉和成就。说相声跟说外语或说其他什么一样，靠的是真本事。相声界的行规规定，不管你父亲的艺术有多高，名望有多大，自己任嘛不是，也没人拿正眼看你。你想说相声，你得从头学起，直到你以自己的艺术成就在同行中站住了脚，同仁们才把你当作自己人。看起来，说相声的倒是超越了中国经久弥新的门户和世袭观念，难得。
马三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谈到马志明学相声时的情况：
“我的名下有8个孩子，5女3男，……说相声的是老大马志明，……尽管这哥仨都喜欢相声，小时候都嗲声嗲气地说；‘我姓马，长大了跟我爷、我爹一样说相声’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虽然是马德禄的孙子，马三立的儿子，却并不一定都能说相声。我认为说相声要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天赋。如果说话口齿不清，脑子反应不灵，学什么都是‘陕西胳膊直隶腿’只会胡逗乱哄，那就不能说相声。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糟蹋相声这门艺术。”
马志明就是被他父亲认为口齿清、反应灵的一个，说起了相声。其他两弟弟被淘汰了。马志明是在相声艺术中长大、泡大的，七八岁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学相声了。但后来他承认，当时最喜爱的还是唱戏，特别是猴戏。只是他没能干成戏曲，以后才说起了相声。那时家里的生活很困难，父亲很少给他零钱，偶尔给他几分钱，他就存起来，存够了就拿去看戏。那时他最爱看的是武戏、猴戏，钱多的话，他可以一天不出戏园子。那时他还看小人书，什么《红楼梦》、《三国演义》、《列国志》、《聊斋志异》，有钱就买回来，有不认识的字，买本字典，查生字，决不放过一个。这以后他养成了一个特殊兴趣，就是读字典。字典、词典，成语记下很多。这种兴趣到今天依然存在，使他对文字有一种苛求，谁要是读错了一个字，他打心里起火。弄得我都不敢在他面前打马虎眼。他因为喜欢戏曲，所以1957年小学一毕业，就报考了天津戏校，学小花脸。戏学得很认真，也很苦。但他从小有一个好习惯，不管干什么，一定要把它干好，不然就不干。别人睡觉了，他还练，翻跟头把头发都磨掉了。两年以后他就上台扮戏了。开始扮个“龙套”，继而扮个有一两句台词的小角色。很快就扮演像《玉堂春》里的崇公道那样的角色了。他很兴奋，因为演小花脸的能扮崇公道这样的角色，就算到头了。但很快他就发现小花脸这一行当使他成不了角。一次，他演戏时站到了旦角的前面，回到后台，教员虎着脸对他说：“再演时你往后站点，别影响旦角。”他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就觉着自己像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玉帝封了个弼马温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个最小的官。他从此立志要成角。小花脸是决不再学了。他改学武花脸，这一角色至少可以站中间了。但这种角色的武功要求高，他为此没少吃苦，一个身架，一串跟头学不会就不吃不睡，他要把这行干好，真不行的话，就改行。正在他吃苦吃累，立志成角的时候，他却真改行了。那是1961年，他腰部长了骨刺，又受了重伤，不能上台了。而在这之前的1959年，他因父亲被划成右派，也开始受到株连。这时，一位好心的教师劝他：“你就是下死功夫，以后也只能演个配角，成不了角了，不如继承你父亲，去说相声。”看看处境，想想前途，没有了指望，他一咬牙，改！1961年他转到天津市曲艺团，正式说相声。他进团一个星期以后就登台了，他说的相声经常压底，那年他才18岁。
天津曲艺团是个阵容强大，人才济济的大曲艺团，光相声演员在全国有知名度的就不少。他初来乍到，便成了骨干，这对他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有良好的家传，说相声对于他来说，就像一个人说母语，母语也可能多年不用了，但一旦用起来，就是极地道的，根本不存在什么障碍。他从打一懂事起，接触最多的就是相声。家里吃饭穿衣，他花的零钱，都是父亲说相声赚来的，他们家的客人也总是说相声的。家里遇到了愁事，欠了别人的债，揭不开锅了，生病生灾了，但父亲只要一走上相声场子，立刻笑客满面，精神抖擞。这点给他的影响极深远，他说现在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相声，“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怎样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看电影，看戏，看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平时交朋会友，走路散步也琢磨着相声，跟相声不搭边的事我很少去做。”
我问他：“准确点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的呢？”
他想了一会：“很难说到底从什么时候。我只记得那时我很小，每天跟着父亲去园子，我总是给父亲拿着大褂。他上台说相声去了，我就坐在一边听。”1945年以后的马三立，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那时虽然他时常要到东北、唐山、北京各地去冲州撞府，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天津表演。天津的南市、鸟市的露天场地上，是他赖以行艺、谋生的大本营。马志明从小就生活在南市，他对这块畸形的土地是非常熟悉的。南市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文化的缩影。这里商业林立，娱乐场所横生。吃喝嫖赌的营生满眼皆是，更是各种民间艺人撂地谋生的处所。说书的、唱戏的、练把式卖大力丸的、相面卜卦变戏法的随处可见。说相声的就是其中的一种行当。相声在当时的繁荣是与这块藏污纳垢的地方的畸形发展分不开的。马三立的很多相声段子就是直接取材于这里的生活，而马派相声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正好与马氏诸艺人对这种生活的熟悉、认识以及表现的深度成正比。那时的马志明每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都泡在南市。那时说相声没有报幕的，说完一段，接着说下一段，这个人说完了那个人说。马志明就坐在园子里一个换一个地听，一坐就是8个小时，一连两年天天如此。他在回想那段生活时说：“你想想，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家里靠着相声吃饭，天天接触的都是相声，能不喜欢相声吗？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马志明学相声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听。他说：“我们家的相声就是听来的，几百个段子都得听过，着实听。那时不是天天都有新段子，一个段子总在重复，每次不同的人演都不太一样，我就记在心里，回到家就背，背得滚瓜烂熟，到了他说上句我能说下句的地步。多难的贯口活我都能背下来，说出来，连父亲有时都觉着吃惊。”经过了这两年多的听相声，马三立看自己的儿子是块说相声的材料，就同意他说相声了，这时他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学习，就是问。他说：“虽然我拜了师，大多数时间还是跟我父亲学。不过他很少教我，都是有了问题去问他。那时我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为什么这句话这么说就可笑啊？为什么那句话能那么说啊？有一次我问父亲相声里常说的五脊六兽怎么写？父亲一笔一划给我写在纸上。什么意思呢？父亲说这是盖房时搭出的五个脊六种兽。哪五个脊？哪六种兽？父亲被问住了。类似‘龙生九种’是哪九种啊？‘人间五福寿为先’是哪五福啊？凡是这些杂学我都特别感兴趣。有时父亲被问急了，就给我一巴掌。问完以后，我就去思考，把想好的背下来，上台时就用上。如果失败了，下来再问。我常把自己说的相声和父亲说的进行对比，哪说的和父亲说的不一样，我就回家后自己过电影，然后试着写出来，拿给父亲看。父亲这时总是很认真地给我修改，把落下的补上。至于父亲相声中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好处，只有靠我以后慢慢体会了。”这样十几岁的时候，马志明几乎把他父亲说过的段子都掌握了。
那时，他的精力格外的旺盛，除了学习相声，一有点空就去听评书，听大鼓，看变戏法的，这在南市是很方便的。他对我说；“现在有些演员，一跟他们说起这个，嘴一撇：‘那有嘛用！’怎么没用？一个曲艺演员连曲牌都会不了几个，韩小窗是谁都不清楚，这说得过去吗？”他自己掌握了很多，什么拉洋片，发四喜，什不闲，莲花落，都是那时学的。现在这些东西虽然已被淘汰，但他认为，作为一个民间艺术演员，应该尽可能多地积累一些社会、文化和民俗方面的杂学知识，否则说相声时尽出洋相。
马志明就是靠着这些，刚到天津曲艺团就成为了主力演员。但是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厄运却降临了。1965年“四清”以后，他被团里定为反革命，停止了演出，原因是他不认为他父亲是右派。还不错，他没被判刑，送进监狱，而是在团里接受审查，监督劳动，一直到1970年。1971年他便和全家一起利利索索地被打发到农村去了，下放到天津南郊的一个村子，成了一个农民。在那里他又呆了7年。他怀着无限惋惜的心情对我说：“从那以后的15年，我一直没演出，最宝贵的时间耽误了。直到1980年我才重新上了舞台。要是这些年把时间都用在业务上，我了不起了！不过在农村的7年，他并不是一无所获。在那里，除了劳动以外没有别的事情，村民们一直不愿搭理这个右派之家。说了一辈子相声的马三立失了本业，觉得无限寂寞。老人只好把对相声艺术的爱惜和依恋之情，都寄托在马志明身上了。尽管马志明早已能把父亲说过的相声倒背如流，但马派相声的优长之处．他还没能深刻的理解和自觉的掌握。正是在这7年中，使他对自己少年所学做了一次彻底的巩固，为他以后脱颖而出作了一次重要的休整。
“以前我常听人家说，我父亲的相声属于‘文哏’，富于幽默，是‘冷面滑稽’。我不太理解。通过他一个段子一个段子细抠，我渐渐明白了。他的相声不是单纯地出洋相、耍贫嘴，也不是费尽心思去挖苦人。他就是觉得一个人再可笑，也不是直接去嘲讽他，取笑他，而是尽量找准人物性格，让这个活灵活现的性格去招人笑。这样不管他怎么滑稽、夸张，观众也能接受。因此他的相声幽默，而且幽默中富于自嘲精神。对此，有些人看得很高。我没细想过，我总觉得我父亲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观众的尊重。他总是告诉我，要拿观众当父母，要和他们说心里话，谈心，决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讽刺他们，教育他们。这些对我以后的影响真是太大了。’马志明说着，眼前仿佛又呈现出十几年前在农村的情景，使他不禁有些神往。正是那段日子里，父子俩常常坐在农舍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少年时囫囵吞枣记住的段子融化开了，滋养了他正在成长的艺术创造力，使他的相声表演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和极大的提高。正是有了这次再学习，使他1980年重回相声舞台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天津观众的热烈欢迎，他那地道的表演风格，使一些相声老观众感到亲切。
三
这样成长起来的马志明，理所当然地对相声发展的现状表示不满。我跟他说：“你出身于相声世家，掌握的传统段子多一些，而现在的年轻演员不可能有你这样的条件。再说传统相声固然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今天的观众毕竟不一样了。”
没等我说下去，他就打断了我的话：“传统相声没人听了，老艺人落后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落差，年轻人站在今天，取得了一些成绩，是好事，也是应该的，时代前进了嘛！但问题是，有些人完全丢开了传统，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的狂妄、以为传统的东西都是小市民的玩艺儿，要不得。可他们新的又是什么呢？连字儿都认下全，段子也没掌握几个；电影里唱什么他们就唱什么，马路上兴什么就跳什么，那才是一种庸俗的小市民习气。可是这些东西却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为他们提供演出的方便。这样的相声弄坏了观众的胃口，结果真正的相声再出来，反倒不受欢迎了。”
我问他：“你是不是就想成为你父亲那种风格的传人？”
他立刻显出一种狡黠：“我懂你的意思。首先说，真成为马派相声的传人，也是非常不易的。不过我个人还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事实上我也非这样不可。我的长相就跟他不一样，他那么瘦，我行吗？另外他一上台慢慢悠悠地说起话来，慢不说，声音还小，就像聊天，有时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头儿。说半天才有一个包袱。他这样行，为什么？他有名啊，他在观众中有威信，他就那样说，观众喜欢他，让着他，心甘情愿地和他配合。我要也那么说，说不到一半台下观众就都走空了。所以我的相声就得说得快点，语言也比他精炼一些，皮也得薄点。所以客观上不允许我跟他一模一样。但话说回来了，无论我怎么想绕开他，我也脱离不开他。还拿我说的《纠纷》为例吧，那是我想出来的，我父亲也非常喜欢，特别对那里面的两个人物在表演上的处理，挺赞赏。我不知你注意没有，我演那两人时，没给他们开脸，上来就说这两人怎么说话，说的什么。我是想让观众根据这些语言，自己去琢磨他俩是什么人，让观众自己去想象，想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要一开脸，就把观众的想像力给压制了。那里面，丁文元说的‘派出所里不是给窝头吗？’是我最得意的包袱儿，这句话把丁文元这个人的修养、身份、经历都给抖落出来了，观众听到这，那个笑啊。说明大伙是明白了我的用意。这些从哪来的，说到底就是从我父亲刻刻画人物的段子中学来的。”
马志明对相声看得太严肃太正经了，甚至有些不识时务。在一些演员正四处奔走，置身于组场、提成的热烈气氛中，他却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琢磨他的段子。朋友们来看他，坐上10分钟，有8分钟他在跟人家谈相声。他不是不想去“走穴”，但是他要求自己得拿出好段子来，演一个得让观众说个“真不错”，决不能让观众花了10块钱，大老远地来看你的演出，出来后说“原来就是这个啊”。他说：“到现在我还没听到过这样的反映，要是听到了，我就改行。”一向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妻子，难免为此说个一句半句符合时代精神的话，“咱们生活这么紧，你就不许活动活动心眼？人家怎么演，你就怎么演呗！”他立刻拿出一种男子汉的强硬“没钱，我卖东西，我不能糟贱相声！”他能这样说，显然是他还没到卖东西的地步，而且实际一点讲，在绝对意义上，像他这么一个结结实实，有棱有角的男人也不会落到那个份上。但是从“比较学”的意义上看，他却早就到了这个地步。仅仅是他死死地抱着一个演员的艺术良心和艺术追求，才没能使他对此产生太明显的恐惧。
于是，他还是整天一起来就写，写段子，写体会。妻子说：“壶开了。”壶是叫盖的，他竟不知道。在人家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英语、学绘画、学钢琴、学打字等等外向型、实惠型的就业预备班的时候，他却让自己才7岁的儿子学相声。他的儿子白白胖胖的，挺招人喜爱，活说得不怎么连贯，却乖乖地对我说；“我会说《蛤蟆鼓》，我爷爷给我写的，我爸爸也给我写，叫……《速效救心丸》，我都在少年宫演过。”很多单位来请马志明去演出，报酬都挺高。他非得问清楚了，谁组织的？给谁演？来入若是一含糊，他马上就拒绝。我在他家里坐了一会，就有两家单位请他去。只演一个节目，什么都行，给他100元。这对我们薪水阶层的人来说，已经够得上天文数字了。可当他听说是某某医院的时候，就说“就别要钱了，我妈就死在这个医院里，当时人家大夫照顾得多好啊！”
我劝他别太正经了，该演就演，该要就要。商品经济，商品社会，要适应才行啊。他笑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指着说相声吃饭。不演行吗？不要行吗？但要取之有道，不然奔着奔着，非进监狱不可。到头来，业务也丢了，太可惜！”这时他显得挺动感情，两眼低垂着说，“我这个人从小就受苦，长大了也没得过好，习惯了，我经得起寂寞，我是一个演员，不是政客，不是商人。我不想靠权势、金钱来体现我的价值，只想以艺术，以相声来显示我的价值，我都40多岁的人了，这个脾气不好改了。”
我默默地望着他，端详着他那双成年人的眼睛，凹凹的，一双让妻子信赖得住，让朋友产生力量和信心的眼睛，我甚至从那双眼睛中觉得他对相声有一种宗教意识。(来源：中国相声网 作者：薛宝琨 张蕴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