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杰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一个英雄的时代里创作出了代表着大多数人内心呼声的时代最强音。他是那个时代里最为敏感的艺术家，是时代造就了他。他属于那个时代，也丰富了那个时代；他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永远激荡和颂扬着每个时代人类的高尚精神。
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贝多芬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把时代与社会的重大背景与事件，用音符记录在交响构筑之中。他的《第三交响曲》原本是准备献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时代英雄拿破仑的。然而，当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传来时，共和的梦想破灭了!贝多芬怒不可遏，他撕去了写在交响曲扉页上的献词。作品出版时，卷首上只印着一行字，那就是《英雄交响曲》。
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曾以满腔热忱投入到革命时代的洪流之中。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曾是一位激进、热情的青年艺术家，他曾参加过德累斯顿起义，并被当局通辑而流亡国外。
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曾被1848年爆发的革命激动得心潮澎湃，并以自己的音乐投身于革命的时代之中。
在音乐史中，如同贝多芬、柏辽兹、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和肖邦一样，许多音乐家对时代、对社会给以极大的关心，表现了艺术家不能脱离时代与社会的鲜明特征。那些彪炳史册的音乐大师们与时代靠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有不少人不但是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
贝多芬，一位双耳失聪的音乐大师。但他的一生始终以最敏锐的心灵“聆听”着时代的脉博。1809年12月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从小我就努力去理解改善的意义以及每个时代的意向。”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震动了贝多芬，他狂热地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思想。时代中的作曲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将那个时代发生着的重要事件或反映于他们的作品之中。《第三(英雄)交响曲》就是贝多芬直接反映时代的巨著。他的作品几乎成为一座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纪念碑。
交响音乐是在时代中诞生的，它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正如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所指出的：“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应从历史的观点去加以研究。”时代在今天是现实，在明天就是历史。
说起勃拉姆斯，人们往往认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在艺术论争中，他的“让音乐重返到自己的天国里去”的主张遭到批评。但勃拉姆斯退出了论争，任凭他人评说。在晚年生活中，他追求恬淡、安宁。然而，他一生都在“暗暗”地关注着时局。早年，他对1848年的欧洲革命寄予同情。晚年，他的一位朋友认为，勃拉姆斯“是一个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读报者，也是政治生活中一切比较重要的事变的观察者。”即使在他的垂暮之年，他仍然在自己的箴言“孤独”的前面加上了“自由”，自由然而孤独。
更多的音乐家往往不是直接地参加或投入到社会中去，而采取或急切、或冷静、或热情、或客观的间接的关注。他们往往不是行动者，而是观察者。
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写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漫长的创作历史，更多的是反映了作曲家对时代的感触与体验。作品写得深沉凝重，初次欣赏犹如“笼罩在浓雾中的德意志风光”。在乐曲的晦涩难懂之中人们看到了时代的阴影。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封建专制重压在德意志大地上，知识分子和艺术陷于苦闷之中，此时创作的《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中不乏奋进的英雄气质，但最终仍然留下了疑惑和痛苦的期待。
交响音乐是作曲家的艺术创造。而作曲家离不开社会与时代，时代中的作曲家与时代本身发生着或密切、或疏离的关系。这关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作品之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时代造就了音乐的风格与流派，同时，风格与流派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得以长存。
一位叫作迈耶尔的音乐学者指出，“艺术与音乐的美之所以永存不坠，只是因为它以完整的形式表现了当时社会问题中的现实的与生动的内容，从而帮助人们解决了人类一代又一代所共存的问题。对生活的爱好、悲伤、欢乐、人的尊严、爱情……这都是一些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最基本的情感或精神态度与精神活动，它们都是‘不朽’的，甚至是音乐艺术‘永存不坠’的内容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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