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001年7月31日讯：
30多年的记者生活已成过去，当年报道的新闻已成旧闻，然而，在报道中日交往中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情景，依然恍如昨日。
发自东京的第一条新华社电讯
1954年10月末，中央决定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新华社派我以随员名义参加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央非常重视。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美、日、蒋都想破坏和阻挠代表团访问日本，此行是经过日本友好人士和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总理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
那时，北京与东京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必须从香港转机前往。为防止敌人破坏，代表团在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派红十字会的联络部长、代表团成员纪锋同志和我作为先遣人员早两天到达东京，做些准备工作。
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日本友好团体和进步力量派出的青年小组，自称是“人民警察”，全心全意地保卫代表团的安全；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负责警卫工作。一时出现了官民共同保卫代表团的场面。据说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动人的场面强烈地冲击着我这个新闻记者，但以代表团随员身份能否作新闻报道呢?再说要用一般电报发几百字的新闻稿，费用也十分昂贵。于是，我请求廖承志副团长同意我出去闯闯，摸摸路子。这位新华社的老社长立即同意了。经过亚细亚通讯社社长李铁夫(老华侨)的介绍，我得到了共同社专务理事岩本清先生的大力协助，弄到了一张由日本外务省发给的记者证，凭它可以发新闻电，由收报人付费。这下子我“活”了，立即向总社发出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达东京受到日本各界隆重欢迎的新闻。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到达东京的第一条新闻，也是新华社记者从东京发出的第一条电讯稿。
“八芳园”之宴
1955年3月末，以外贸部副部长、国际贸易促进会代主席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与日方举行谈判，并签订第3次中日民间贸易团协议。这一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中国》均正式派出记者并组成记者组随团采访。总社派任乐平同志和我参加。
前两次贸易协议，由于日本政府未予支持，未能充分实施。为使中日民间贸易再上一个台阶，就要促使日本政府出来承担责任。因此，中央决定了“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代表团此行既要接触财界，也要接触政界，并在第三次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如何在报道中体现这一方针，成了记者组反复和商讨的事。
代表团到达东京之初，不仅官方没有露面，与财界上层的接触也很少。原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向日本施加压力，说“如果日本大企业积极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将重新考虑美日经济关系”。于是，日本外务省向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访的责任机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提出要求，说“政府考虑到对外关系的影响”，“希望代表团的视察限于东京、大阪、神户”。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怕得罪美国，避开了同代表团的接触。
这一形势也给我们的报道造成了困难。记者组把注意力及时转向日本朋友，看他们怎样打开局面。他们动员了各方力量，设计了以民间团体出面宴请，政府要人参加宴会的方案，以提供代表团与日本官方、财界交往的机会。宴会设在东京著名的日本餐馆“八芳园”。我们事先了解到，除政府要人出席外，鸠山首相也要到会。“八芳园”之宴成了我们在报道中体现“官方挂钩”的一个场面。宴会开始后，日本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陆续到达。雷任民团长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宴会厅，同日本政要会晤交谈，气氛友好。但没有见到鸠山首相。日本朋友告诉我说，石桥湛山曾向鸠山进言，要他“不要理会美国的意向”，但一直到宴会结束，鸠山也未露面。
“八芳园”之宴，反映了鸠山内阁的实际情况：它既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又要照顾到美国的要求，它的步子是有限的，“官方挂钩”也就“挂”到这种程度，我们的报道既要体现方针也要反映实际。当然，关于贸易协议的谈判和代表团的活动，都是成功的。此后，日本政府对中日民间贸易的态度仍留着“八芳园”之宴的痕迹。
“预言”成真
1954年秋，有日本多政党成员参加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之后来华访问。在保守党派的年轻议员中，有中曾根康弘、园田直、樱内义雄，其中以中曾根最活跃，同我的交谈也较多。在欢迎宴会上，中曾根独唱了日本名曲《荒城之月》，在讨论问题时能言善辩，引人注目。所以，该代表团团长西村知已曾对我说：“中曾根将来可能出任日本首相，他是当首相的人物”。我把这一情况向廖承志同志作了报告。没有想到，西村的预言竟在28年后实现了。1982年11月，中曾根继铃木善幸之后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我正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工作。一面采编中曾根的组阁新闻，一面思索西村当时是根据什么作出那样的预测。
1984年3月下旬，中曾根首相访问中国。在欢迎宴会上，邓颖超委员长的一席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对中曾根说，1973年阁下来中国访问(当时中曾根任田中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恩来同志同你见过面。恩来生前会见过很多外宾，但很少同我谈起外宾的情况，而他却对我谈过对阁下的印象。恩来同志说，中曾根先生年轻有才干，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将来是担任日本首相的人物。他的预言实现了。我有机会亲自向你转达恩来同志对你的评价，感到无比的高兴。
从周总理在1973年会见中曾根后的印象，西村当年的预言是有道理的。
“人间火车头”
日本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在日本政坛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被普遍认为日后有望担任首相。浅沼年轻时就参加矿工工会，整天忙于工会运动，被人称为“人间火车头”。
1959年3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浅沼先生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他读过毛主席的诗词，特别对“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句印象深刻。因此，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去了八达岭，当时我正好随代表团采访。面向雄伟的长城，他问我：是左路险峻还是右路险峻?我答是左路。他说：我们是左派，要登左路。身躯高大，体重百公斤的浅沼先生，登到四分之一高处，已是大汗淋漓。尤其是那双硬底皮鞋，更使他步履维艰。于是，他脱掉鞋袜，赤脚而上，直到高峰。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难”，由于他身体过重，从高峰下来时冲力很大，难以控制步伐。我赶紧从后面用力拉着他的腰带，来缓解下冲的力度。
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浅沼一行，周总理、廖承志、雷任民、乔冠华也在座。毛主席刚一坐下就风趣地向浅沼谈：长城虽然很高，可你脱掉皮鞋就登上去了!这使浅沼十分惊奇，并说“毛主席怎么这样快就知道我脱了皮鞋爬上长城呢?!”大家都笑了。
谈话的气氛很活跃。浅沼对毛主席说，您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请问什么是共产主义?毛主席作了回答。毛主席称赞了浅沼先生和他领导的党，说日本社会党与欧洲社会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贵党反对美帝国主义。浅沼先生事后说，他对这次会见非常满意。
1960年，岸信介内阁与美国政府重新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我国的领土台湾包括在条约适用范围之内。日本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爱国运动。“人间火车头”带领着千百万日本工人、学生进行了斗争。
把握时机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这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它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勇于行动的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确地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当时是新华社国际部的编辑，负责编写田中组阁的新闻。初稿写得极为简单，送周总理审阅时被退了回来。总理批评编辑没有跟上形势，未能把田中讲话的积极而重要的内容写进新闻。经过学习总理指示，重新写了一条内容丰富的田中组阁新闻稿，引述了田中首相有关日本“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讲话，引用了大平外相有关“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应该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作出决定。”等谈话内容。
重新编写的新闻稿送审后，周总理很快就批发了。但在即将发稿时，总理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来，指示要在新闻中加上在野党的反应，因为日本在野党为中日复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是有功的。
总社在1972年7月8日发表田中内阁组成的新闻后，周总理便在9日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特意提到中日关系。他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周总理的这番话，在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7月18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并通过文件说：“为了谋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开始进行负责的会谈，是当务之急。”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经过中日双方会谈，于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亲自抓有关田中组阁的新闻，抓的不是一篇新闻稿件，而是抓住了中日复交的时机。
在复交谈判过程中，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周总理引用《论语》中“言必信，行必果”题词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题了日本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的名言“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总理。田中首相还在色纸上写道：“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对周总理的风格深表折服。
历史性的时刻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秋高气爽，枫叶如丹。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这一仪式访问了日本。我作为记者团的成员，随邓副总理一同访日。
从甲午战争起的50年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损失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受了难以计算的财富损失。这种黑暗时代随着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而宣告结束。但从法律程序上说，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批准和生效，中日之间才是名符其实地结束了战争状态。而举行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在二战后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并参加条约批准仪式，确实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和大事。总社对这次报道极为重视，派出以曾建徽同志为首的强大的报道组随行采访，住在与东京赤坂国宾馆邻近的新大谷饭店，昼夜奋战。
10月23日，这一时刻来到了：
9时30分，福田首相在赤坂国宾馆举行欢迎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10时30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
12时30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皇宫正殿竹厅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15时30分到17时25分，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我们记者组紧紧地盯着每个情节，紧张地进行采访，每个人都为有幸报道这些历史性的大事而兴奋。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的会场中央，放着由白色、黄色的菊花和红色石竹花组成的日、中两国国旗。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坐在用绿色呢绒罩着的大长桌后面，在批准书上签字，然后交换批准书。接着，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讲话，举杯共庆条约的生效。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副总理和福田首相相互拥抱。
这是10亿中国人民和1亿日本人民的历史性拥抱!
这是向全世界宣告：中日两国反对称霸，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作者 吴学文）
(吴学文，1923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驻东京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编委。) 摘自《环球》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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