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霁霞（法国人）
我来了，我来了，我是李霁霞，我来晚了，让你们等很长时间，今天出门不顺，哪儿都堵车，的哥还特厉害，哪里都不让进，问我，你是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有没有证件，去找谁。我说，我是小偷，你让我进去，偷来的东西一半给你，然后他就让我进来了。我是在法国巴黎出生的,但是我们家是从意大利移民过来的，从科西嘉岛过来，在法国我们家人很多，是大家族，很牛。我是家里最小的人，虽然家里人很多，但是一直觉得很孤独。
家里有外公、外婆、阿姨、舅舅，但我一直觉得家里的气氛怪怪的，不愿意跟别人多说话，总是想出去。我从小就跟妈妈在一起过，对爸爸没有记忆，妈妈带着我们老是搬家，过惯了流浪的生活，刚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妈妈说搬，OK我们就走。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不怕别人欺负，先跟当地的小朋友打架，说明我不怕他们，然后再找小孩子的头，这样我管一个就够了，用不了管那么多，跟孩子的头搞好关系就行了。为了不受欺负，我知道，我的成绩一定要好，要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我成绩总是第一名，这是不被欺负的最好的办法，妈妈总是带着我搬家，她告诉我，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一定要自己帮助自己。
我从小喜欢画画，音乐，但是从小喜欢各种各样亚洲的音乐，喜欢各种和亚洲有关的艺术。也喜欢跟亚洲的孩子玩，最开始学汉语是在法国，跟温州人学的，温州人在法国有很多是开饭馆的，很多都非常有钱，他们都很牛，我就给温州人打工，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维，温州人特别能吃苦，也是最会赚钱的，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点钞票，温州人只有办法没有问题。李霁霞这个名字，是一个巴黎的中国老师给我起的，他姓齐我的法语名字和李霁霞的发音很像，名字的里面有中国老师的姓，汉语里面霁是雨后初晴，也是我最喜欢的天气。到北京后，跟丁广泉老师学相声，丁老师说你这个名字，太难记，去改个名字，我就找了一个取名字的先生，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李泽天，我一听太高兴了，李泽天，我终于能和武则天叫同样的名，我以前学过中国的历史，武则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她也非常厉害，能跟她叫同样的名字，我太高兴了，然后我就回去，跟丁老师说，我改名了，叫李泽天。
回到丁老师那儿，把丁老师吓了一跳。他说，你算了吧，这个名字太大了，不好不好，还是叫李霁霞。第一次在上海，看到一个朋友，在听相声。一边听一边自己对着镜子哈哈大乐，感觉很奇怪，不明白他乐什么，因为当时也听不懂相声，只是觉得汉语的节奏特别美，我想一定要学会汉语，学会这门语言，听懂它的意思，才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乐什么。开始叫朋友借中国的相声磁带，以后每天听听，天天听，一天不听就难受，然后开始知道冯巩，还有一个唱歌唱得很好的笑林。知道他们的老师是候宝林。我说，我一定要把相声学会，成为第一个说相声的外国人。我就自己天天练，练的两边的肌肉都酸了，后来听说，已经有一个外国人说相声说的非常好的，叫大山。我很难受，后来知道他是男的，我就说，我要成为第一个说相声的女老外，他叫大山，我叫小山。我就是小山。
每次听中国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到上海，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到处都是高楼，和世界上的别的国家和城市没什么两样，第一次来北京，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从上海到北京。一下北京站，听到很多人说话都是哇哇的。觉得耳朵很舒服。第二天我生病发烧，40多度。但是我的朋友给了我一辆自行车，和一张地图，我就自己在北京转，我去了很多小胡同，听到很多的北京人，说话都是哇哇的。我开始和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们，侃大山，那时候很穷没有钱，一天只吃一块钱的饭，但是能自由自在的在北京玩。也是非常高兴的事。
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当老师，因为老师是有责任心的。在巴黎我曾经跟一个温州哥哥一起开过一个中文学校，他出钱，我给他跑地方找人，我给他出教材，一切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要去看很多很多的地方， 还不能说是办学校，是叫什么协会，因为学校要交很多税，我想了一个办法，请学中文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上课，给他们便宜一点的钱，但是他们也非常高兴。课教的好，钱又付的不多。我又是老师又是校长。我是中文学校的校长，第一次进教师上课的时候，发现哇！满教师的黄种人，只有我一个，白人鬼子，而且是我教他们中文，简直太可笑了。谁教谁。只有我一个老外，教他们汉语。
我自己在学汉语的时候，是跟着老师上课的时候，学汉语的人非常多，教师里面已经没有地儿了，我就坐在老师的讲台下面。每当老师要提问，说谁要回答问题，我就从老师的桌子下面钻出来说，我来。老师吓一跳，才发现自己的桌子下面，还坐着一个人。在中国去过很多的地方，上海，杭州、温州、温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没有问题只有办法。那个地方不太像中国，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有一个朋友，要去内蒙古的鄂温克族的地方，她问我去不去，那很少有人去，那边的人也比较穷，他们是靠放驯鹿为生的，他们很多都住在森林里面，山上。我跟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就住在鄂温克人的家里。第一次到人家里，他们的狗，就对我非常的友好，我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跟他们的狗玩得特别好，开始玩。当地的人很奇怪，说我们的猎狗，怎么能这么快的接受一个外国人。
可是我见到了狗，就像见到了很好的朋友，到了山上，见到了森林，就像真正回到了一个自己的家里。鄂温克那里的森林里，动物越来 越少，很多人没有钱，没有工作，他们就去打动物，很多大动物都已经没有了。小动物也快没了。可是这样他们反而是越来越穷。跟他们呆了一个月，很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是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鄂温克族的。我这本书以后要出的话，我想把所有的钱，都给鄂温克人，我自己一分钱不要。很遗憾，我没有在那儿见到萨满。我知道萨满是和死人有关系的。 如果谁家有人去世了，萨满就会来给他们唱歌跳舞。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北京的一个小胡同，在地安门那儿。叫板桥胡同。我已经考上了中戏。我要到那儿去上学，但是我还是想住在板桥胡同，一是中戏的宿舍钱太贵了，第二我在胡同里面住着，经常的和那边的邻居毫无目的的聊天，两小时三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跟他们侃大山，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觉得很有趣，就是瞎聊，时间过得特别快。
江比比（英国）
大家好，我是江比比。你们一定觉得这个名字很怪吧，其实比比是我的家姓。我今年21岁了，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第一次来是上大学的时候，志愿到上海教英语，你一定想不到我是付了钱来教课的。选国家时，我第一个选择的是中国，因为我对中国历史感兴趣，我觉得如果我到中国当志愿者对我有好处，可以了解中国。我喜欢历史。我以前喜欢欧洲的历史，后来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有打算学习汉语，但是为了学中国历史，我才开始学习汉语。这是我学的第一个外语。在英国学习汉语人太少，教育的方法不好，我在英国我中文的老师你知道是哪国人，德国人，一个德国人教英国人中文。在中国历史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秦始皇，他吃了东西（丹药）可以不死，可是他吃了东西也是他死的原因，这些故事很有意思，秦始皇是最棒最强的人，宰相李斯不让老百姓知道他死了，放了很多鱼（掩饰气味），他活着的时候像上帝，死了之后像垃圾。就像夸父追日，你不能征服自然，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农民，我们都一样都会是灰土.但很遗憾我没去过秦始皇陵，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在原来的大学（都伦大学）学音乐，吹萨克斯, 我会吹中国曲子,喜欢买革命曲CD。《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自己学的。我有一个小本子记的都是革命歌曲。我还会唱《同桌的你》、《歌唱祖国》、《东方红》、《大中国》，有机会唱给你们听。除此之外我还学了京剧，因为有一次我在英国看《霸王别姬》觉得很好看，所以来中国后我就拜师学艺。我每次唱都有四个人，有人吹笛子，还有拉京胡敲鼓的，我不太清楚乐队有什么乐器。我的拿手戏是《思凡》里的一段叫《下山》，表演一共八分钟，唱的地方有两分钟，我演一个小和尚，这个表演是用苏州话的。我很喜欢中国的食物，但不太清楚怎么吃，闹了很多笑话。我第一次吃火锅，是在上海，那时我刚到上海，对中国菜一点不知道，我和一个朋友找吃饭的地方，我们都不会中文，只能找那个有英语的牌子。找到一个，我们进去，侍者给了一个单子，我们说随便点吧，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我看不懂汉字，服务员马上笑了，下去后十分钟回来，给了我们很多生的肉和菜。这是我第一次吃火锅，我觉得肉是最好吃的，那个时候大家看我，所有的顾客都看我，我告诉我朋友应该快点吃，我吃那个肉，冰冰冻冻的，但是大家都在看我，我很奇怪于是我又吃了一块，最后服务员拿来开水，看我都快吃完了，服务员说你还没打开火呢。他们上活虾吓了我一跳，啊啊啊大叫着扔掉它们，都扔在别人的桌子、椅子和头发上。
董默涵(爱尔兰)
1997年大学毕业后不想马上工作就去了澳大利亚姑姑家，因为跟姑姑相处不愉快，就搬到了悉尼。房东是个中国人，对他很好，有一天告诉他：“中国东北一个小城正在招外籍老师，教英语，你愿不愿去试试。就这样1998年3月来到了辽宁的辽阳。
当时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中餐很好吃。在爱尔兰吃中餐是很豪华的一件事，又贵又不地道——当然不地道是到了中国才知道的。现在他已是中餐专家，只限于吃，不会做，但他的“东北爱妃”很会做菜。我们跟他约会采访的时候打他的手机，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他问需要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吧，他惊呼：“那我得花掉多少手机费啊！”他说有时间的时候打给我们，后来他打来电话，没说几句我们突然想起来了，让他先挂断我们打过去。他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下我就塌实了。别怪我，我正准备娶媳妇呢。”
他说现在想来他感谢命运给他的每一个转折，包括挫折，因为好像那么多偶然都是为了促成一个必然——遇上他的“东北爱妃”。来到东北辽阳以后，他来到一个新竹的小学当英语老师。当时那个小城好像全城就他一个外国人，走哪儿都像怪物，加上语言不通，他非常孤单。因为他不懂中文，学校就给他配了个业余翻译，就是他的同事——英语老师李颍。她简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所有的话他只能跟她说，她是这个陌生寒冷的地方唯一可以交流的对象。
后来李颍想离开辽阳，到省城沈阳读经济大学，寻求更大发展。李颍走的时候，他去火车站为她送行，车开之前他把一封信交给李颍，要她上车后再打开。这是他平生的第一封中文信，120个字，可他整整用了一天半时间！平均一个字10分钟。他是先写出英文，然后对照词典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成中文，根本没有语法可言。但李颍看懂了，她一到沈阳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她很感动。李颖是个思维很开放的女孩，她不愿囚在小城一辈子，不停地寻求发展，后来她又到了北京，到了加拿大……但当时她离开的原因，他猜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周围的冷嘲热讽，说她“在老外的帮助下英语提高很快嘛”什么的，不过李颖从没跟他说过这些。
李颖走后，他觉得非常失落，分离使一直模糊的情感变得清晰了，他觉得他不能没有李颖。有一个周末，他去沈阳看李颍，李颍对他说要去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读书，他觉得心里一沉——离李颖更远了。临上车前，他突然对李颖说：“你不能走。”李颍说“那我考虑考虑。”“你快点考虑，我要上车了。”从此他们明确了恋爱关系。李颖提议他们一起到北京读书，这样他们一起来到北京。
他们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非常快乐，偶尔也有小冲突。刚到北京那阵子他们经常吵架，他觉得责任在他。因为那阵子他感到很茫然，从一个陌生地到了另一个陌生地，什么都没有，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直到吵到分手。分手那段时间，他也有机会接触别的女孩，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李颖给他的那种塌实感，一种属于家的感觉。他真正意识到，他不能没有李颖，不跟她在一起太难了，后来他们重归于好，李颖慷慨地原谅了他。
李颖家人都非常宽厚。他父母是知识分子，一开始他们不同意女儿跟老外谈恋爱，但第一次接触过他以后，他们再不反对了，对他像儿子一样，不把他当外人，更没当老外。在这个家里，他非常放松，没有紧张感，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遇到他跟李颖吵架的时候，她父母总是跟他说：“年轻人吵架拌嘴很正常，其实李颖很爱你的，你们应该互相原谅。”李颖的弟弟现在北大计算机系读书，弟弟很内向，但他们相处融洽。有一次他问弟弟：“我想跟你姐姐结婚，你觉得怎么样？”弟弟说“好啊。” 现在他们都住在一起。文化冲突还是有的。原来李颖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一起上街的时候他搂着她她会不让。他就跟她说：“别人看过走过就过去了，只有我们俩会一直在一起，干吗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的感受才是重要的。”现在她也不那么保守了。
有时候女孩打电话过来，李颖会问“那女孩是谁”，然后就不说话了。他知道她不高兴了，所以跟女孩交往非常谨慎，尽量不引起她误会。2000年，他父母特地从爱尔兰到中国来看未来的儿媳妇。见过之后，他们都喜欢上李颖，李颖的善良、宽容，聪明是他们觉得儿子认识这样的女孩是“一种荣誉”。他们决定结婚跟半年前的分离有关。半年前李颖被公派去加拿大工作半年，这半年使他们尝到了不在一起是什么滋味，意识到彼此就是终生相守的唯一了。现在他们已经从各自的住处搬到了一起，他们的书很多，看到两个人的书合在一起有那么多，每本书上都有他们相处的痕迹。现在每天下班回家两人一起去买菜，回家吃饭，那种感觉真好，很温馨，就是他们向往已久、一辈子都过不腻的日子。现在他们是租的房子，想半年以后分期付款买一套房子，尽管他们经济不宽裕，但两个人一起奋斗，很有动力。平时他叫她“小颖”，她叫他“笨笨”。
玛玛杜（喀麦隆）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玛玛杜，来到中国已经六年了，我对这个国家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目前我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读研究生，我是学汉语翻译方向的。我们上课要学一些中国的文学作品，比如《红楼梦》，老舍，巴金，比较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我还选读李白的诗，孔子的《论语》，从中我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是96年9月来北京的，来北京之前我一点都不会说汉语，刚刚到中国的时候有一个蒙古的同屋，他也刚刚到北京，他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蒙语，只能通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交流，以后学了汉语慢慢一点点的就可以用汉语沟通。在国内毕业后，我们政府派我来留学。来中国前我只是从一些电影里看到过中国，看了你们的功夫电影，我以为在中国每个人都会功夫，像在电影里那样，实际上不是那样。我以前学过功夫后来没时间就放弃了。刚到这里时对中国的那些饮食不习惯，而且有一些饭菜是甜的，不可思议。鸡肉古老肉也比较甜，一般我们那都是咸的。我来中国这么多年已经走过了许多地方，有湖北的武汉，湖南的张家界，还有云南的楚雄，到了昆明，成都，珠海，我自己还去了香港，几乎跑遍了全国，每个地方都很有特色。我现在最想去新疆西藏这样的地方。来到中国，我深深为其文化所吸引，我跟随丁广泉老师学习了三年的相声，因为我喜欢演出，演出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在学校我参加过各种的演讲比赛，学校的活动，汉语表演，还差点上了中国的春节晚会呢。同时学相声也可以提高我汉语的水平，通过汉语我能学到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可以和老百姓直接交流，对我语言的提高有所帮助。对非洲人来说学汉语比西方人容易一些，在非洲语言本身有一些语音语调，比较容易接受。你知道吗，光喀麦隆有两百多种语言。我不是第一次上中央台的节目了，第一次是97年的时候，参加实话实说一个谈足球的节目，喀麦隆的足球比较有名，所以请了我。不过就我本人来说我更喜欢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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