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电视指南 |  新闻频道 |  财经频道 |  文娱频道 |  体育频道 |  生活频道 |  国家地理 |  西部频道 |  广告频道

特别话题         



非典中的大学生(2003年6月5日)


  嘉宾:

  任红轩 中国科学院

  陆士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副院长

  严吾佴 北方交通大学 党委副书记

  周韬 北方交通大学 大一学生

  张兴 北京大学医学院 四年级本科生

  主持人:我想大家最先想知道的是,大学生在这个非典来临的时候,他们的眼中,看到了一幅怎样的情景?他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们先请年龄最小的周韬给我们讲吧,你当时什么时候听到这个风声?

  周韬:4月18号,之前就有些传言,就说学校有那么一两个人得病了,这只是传言,同学们也不是很恐慌。我记得最后一节课,是计算机课,当时因为出事的人就是计算机系的,当时老师就说没什么好怕的,那个学生已经被安全地隔离了,然后同学们心也都挺稳的,都没觉得这事。结果到那天晚上,突然间学校通知说第二天停课,然后一下就开始慌了,大家就能意识到这个事情严重了。

  主持人:没有告诉你们原因吗?

  周韬:说了,就是因为非典,是为了防止大家交叉感染,请大家先在宿舍呆着,先别出去。

  主持人:大家都怕得病?

  周韬:怕。

  主持人:你有没有见到有人离校了?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离校了?

  周韬:在学校宣布教学计划推迟一个月,那个时候开始就基本上都走了。

  主持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决策的?

  周韬: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不想走,觉得应该在这留着,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没想过要走。因为湖南那时候还没有第一例,我想如果万一我身上带病毒怎么办,万一我身上带病毒回去,首先我的家人肯定是很危险的,他们不仅要承担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然后精神上的折磨,然后回去我又是第一例,我觉得医护人员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还不如在北京呆着呢。

  主持人:宿舍里边还剩几个人了?

  周韬:宿舍还剩三个人,本来我们宿舍开始是留四个人,然后有个女生,那天突然接到她妈电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然后那孩子就开始哇哇地哭,哭了之后,挂完电话没半小时马上收拾东西走了。

  陆士桢:像我们学校实际上走的人很少,不请假走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0.8%,但这0.8%的学生我自己看起来大部分是家长的问题。

  主持人:你们那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们是学医生的吗?

  张兴:我们是学医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铁路医院实习,然后就零零星星听同学说有护士因为非典生病了,因为我们在医院也是经常跟病人接触,然后大家心里边就有一些想法,想把课停了,我也试图跟学校反映一下,能否从病房里面撤回来。但是当时学校的意见特别明确说你们必须在一线守住,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我也闹过一点情绪吧。

  陆士桢:我们学校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这种情况,刚刚开始,就以党委书记的名义,给每个家长写过一封信,解释了一下北京的情况,另外一个,我们等于承诺在学校里是最安全的,我们还要上课,所以我们的信其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您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是不是也是胆子比较大?

  陆士桢:对,所以就挺紧张,所以我们最早就开始封了学校,包括像我在学校已经住了三礼拜了没回家了,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御非典于校门之外”。其实我们也很紧张,因为确实是不让学生回家,你就等于变相地承诺在你这儿是最安全的。

  主持人:万一说你并不了解非典的传播途径,在学校里更危险呢?

  陆士桢:可是放他们回去危险性更大,对他个人,对他家庭,对全国都不利。当时我们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第一要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第二要有利于学校的教学和工作的正常进行,第三要有利于中央和社会整个的全面部署,按照这三个有利于,一点点研究我们的对策,所以既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但是确实很难。

  主持人:这个时候有必要问一下严书记,你们当时是怎么决策的?

  严吾佴:我们学校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学校17号有几个同学被确诊为疑似,在之前有一个同学一直是扁桃体发炎,四月初的时候,一直就认为他不是非典,所以他在半个月的时间当中,还在跟同学接触。所以应该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把别人传染了,到了17号突然同宿舍的一些同学发烧,学校就非常紧张,而且周围的一些宿舍同学也有这种发烧的情况,因此当天晚上,学校就决定第二天,18号就停课一天,因为确实不了解疫情,停课一天打扫卫生、消毒。那么当时学校决定是学生不能走,18号、19号,发烧同学还是在增加,应该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同学可能是因为紧张,因为其他原因。

  主持人:吓病了?

  严吾佴:有可能。大家可能在电视上也看到,我们交大家园大学生公寓,住了四千名学生,疫情首先从B座爆发了,B座一共16层,这一旦大批的要传染、爆发可是不得了。所以学校根据医学传染病专家的意见,在19号做出疏散的决定,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有可能造成疫情的扩散、蔓延,但是应该说,当时采取这个决策是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从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负责地说,跟发病同学密切接触的被隔离的同学没有一个是疑似或者是非典,走的同学我们也是严密地跟踪,每天打电话,现在有四个同学确诊为非典,当然这四例也给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带来了麻烦。但现在回过头来讲,当初不采取这个办法的话,可能疫情会非常严重。

  陆士桢:本身我们对这个非典认识不足,包括我们学校的领导,也包括上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家都不大知道非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流行趋势,特别是在高校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而且公共密集型活动非常多。第一个是我们对这个没有预测,另外一个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讲包括医疗、包括物资不足。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准备发给每个学生一个人一个体温计,一个人俩口罩,我们买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我们还是没办法。我在网上看,谴责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好像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是胜利大逃亡,谴责的声音很多。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完全是大学生本身的问题,当然不能说大学生没问题,因为他们从小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惊慌失措这肯定是正常的。

  张兴:我同意这位老师说的话,造成疫情这么严重的流行,我觉得有一个根源,咱们对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相当的低。

  陆士桢: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过多地责怪大学生,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些恐慌是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肯定会使这批学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心理素质得到了很好地锻炼,他们对自身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包括对社会,对于家庭,对民族,对国家,我认为他们肯定都会比没有遇上这场灾难要成熟,要坚强。

  任红轩:这就反映了学生的这种心理素质以及家长的心理素质,还有整个社会。所以说关键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对这个事件的认识,从国家这个层面上讲,它就是一个危机教育,危机管理的问题。必须上升到这个高度,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的问题,或者说学校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个制度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怎么来处理,应该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程序。

  陆士桢:对,这个机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相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慢慢这些会逐渐地健全,我同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不能单纯地谴责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怎么样,我们首先分析这个问题造成这种结果,有整个社会的原因,包括家长的原因。很多大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表现得很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大学生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些问题,有的是比如家长拽的,有的是害怕。有的是随大溜,反正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那么我们客观地分析起来,如果从道德这个角度来讲,涉及到责任感,涉及到在社会当中的这种义务、责任、自己的定位;那么从心理素质来讲涉及到面对危机的这种心理素质;那么从自己的这种行为判断能力来讲,涉及到对危机的科学态度的认识,我们都得反思。

  主持人:你们为什么现在不害怕了呢?

  周韬:觉得心里慢慢地坦然一些了,然后听说学校情况好转了,学校每天都广播,每天的实际情况,到底多少发病,然后就觉得放心了。

  严吾佴:现在同学有点不怕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北方交大从21号开始封校,到现在没有解禁,同学还是不允许出校,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都过了,当然大家觉得学校最安全。

  陆士桢:我们学校的学生天天申请想回来。

  主持人: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怎么对待这些离校的同学,因为有人是擅自离校的,对吧。

  严吾佴:多数同学走的时候都是有登记,都有非常严格的审批手续,尽管当时是连夜办也是非常快,但是也都是走到了审批手续。现在我们没有考虑要给擅自离校的同学以什么处分。

  陆士桢:我们基本上考虑,坚持上课的这些人我们都按照正常结课,那么走了的,如果他请假,同意他走的,他的课程还没修,明年他重读但是不收费。如果没请假跑了,起码你应该是再交你重读的费用。我们是理解这些走的同学,但是就我们学校这个想法来讲,你还应该让这些留下来的同学,起码能觉得我们从行政手段上来鼓励他,给他有区别。

  周韬:最深刻的体会是对学校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把这事弄好,所以我觉得呆在学校就是安全的。

  严吾佴:信任学校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学校,它的承担责任也不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在非典这个问题上,还是那四早,就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早汇报。

  任红轩:这时候需要咱们从国家,从法制这种角度立法,就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

  陆士桢:要说到处理危机,说起来归根结底是个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一般来讲,有三个要素,第一、要素是对社会的认知,有科学的认知;第二、是心理素质,就是你很冷静;第三、是能力,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任红轩:应该是有主见,当代大学生应该是有主见的,不要随大溜。

  严吾佴:首先应该总结一条,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来讲的话,在这样一场灾难面前,突发事件面前,首先应该有一个科学态度,其次是准确地判断,第三就是要有坚强的意志,这三者是缺一不可。因为对于非典的认识,大家都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首先肯定要保护学生,保护广大教职员工的生命安全。当然我觉得首先,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正确地判断,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再一个就是要尽可能的争取一切有利的条件,因为说句老实话,这么大一场灾难,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没有社会各界支持,光靠一个学校,这显然是不行的。

  主持人:他们意识到,大家的利益是一个共同体。

  陆士桢:对,我们很多学生经常会说,这个校园这么小,我们心心相依,我们生死与共,这样的感觉过去没有。这场灾难把大家之间的利益、内心连得更亲密了,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件事,大学生确实成长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们各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一线的故事,同时又有非常明确的观点。在这样一次非典的考验之后,我们的大学生和我们的大学校园的管理者,可能都会吸取到非常多的经验和教训,在以后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能够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这就是我们所能够获得的宝贵的积累。

- 返回 -
中国中央电视台版权所有
地址:中国北京复兴路11号(100859)
站长信箱:webmaster@mail.cctv.com
建议使用:800*600分辨率,16Bit颜色、
Netscape4.0、IE4.0以上版本浏览器和中文大字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