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策划：梁真（kawasakiliang251@sina.com）
嘉宾身份：
李楯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支持自选）
朱承余 原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反对自选）
观察员身份：
陈志宏 编导
孙芳洪、刘刚、黄雪云、刘学、范霞、闫坤 职工
刘颖 职员
周春雷 公务员
郑芙蓉 美编
司晓锋 自由职业者
于竹平 医生
朱承余：婚检自选本身，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国家有母婴保健法，我们做婚前的医学检查，是遵照母婴保健法正常进行的。
李楯 ：我是认为婚检应该自主选择的，至于我们法律过去有规定，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法律在近十几年中，不断地在修改，法律总有一个规定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第一点，婚姻是个人的私事；第二点，我们考虑问题，有两种思考的角度，一个是从国家出发，一个是从个人出发。我是主张，我们应该在更多的问题上，从个人出发，因为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联合体；第三点，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说，即使是为别人好，也不能把自己这种好的愿望强加于人，这就是我的看法。至于考虑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后代的健康问题，甚至关系到我们每个要结婚的人的问题，我觉得国家应该做的是设立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那么即使设立这个制度，国家能够免费为大家提供一些检查的话，去不去检查，仍然是个人的选择。
朱承余：我觉得婚姻确实是个人的问题，结婚以后，这个家庭的建立，和婚姻的牢固与不牢固，都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在结婚之前，我们国家规定要做一个双方的婚前医学检查，大家不要把这个婚前医学检查单纯看成是一个体检，它可以解决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它确定一下，双方是不是适合结婚，有没有影响结婚和今后生育的疾病，这个在一般人来说，有些疾病是不知道的。
主持人：大概哪些疾病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朱承余：不能结婚的，国家是有具体规定的，三代以内的近亲不能结婚，因为他结婚以后的生育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必然要出现畸形的问题；第二，正在发病期的严重精神病人，不能够进行正常的婚姻，所以这是在禁止范围之内的。
李楯 ：我觉得这条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首先每个人有他自己选择的权利，你认为他这个疾病不能结婚，除了刚才朱先生提到，说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我觉得研究的精神病患者，我们从法律上说，就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到婚姻登记那儿大家都会发现，因为婚姻要他自己表示他愿意结婚，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设想另一个人，对他很关心，愿意帮助他，愿意照顾他，我们禁止吗？我觉得结婚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至于两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我相信有一些隐瞒是婚检都不可能查清的，包括身体方面的，也包括其它方面的。每一个成年人，在法律上我们设定当他要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我们相信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存在，但是每一个成年人，当你做出结婚选择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准备，你要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朱承余：个人选择是首当其冲的，按过去老话说，应该是白头偕老，应该是终生的，不应该半途而废的。目前来说，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就拿北京市来说，离婚率大约在17％左右，在17％的离婚当中，有60％以上是感情不和，那么这个感情不和里边，又包含了有70％是属于性生活不和谐，那么这个“性福”得不到，这个婚姻就很容易破裂。
主持人：那通过婚检可以提高吗？
朱承余：婚检本身可以解决发育畸形的问题。
李楯 ：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问题，那么大部分性生活不协调，他是无法解决的，由于性生活不协调而离婚，确实占着相当的比例。但是这些问题，是靠着当事人自己协调，靠着当事人能够从社会得到良好的关于性健康方面的知识，更主要的是，当我作为一个人，比如说我不愿意去婚检，而我愿意结婚，你能强迫我吗？
朱承余：结婚本身就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健康的性生活，将来有一个健康的生育能力。我不希望能够见到今天结婚，明天离婚的这种社会现象。
李楯 ：刚才朱先生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计划生育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的计划生育，正在从原来那种强制的管理，转向一种服务；第二，如果我们在婚姻登记时候，提醒当事人，你们应该做一个检查，如果男女双方有一方非常希望了解对方的身体状况，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做检查，因为结婚要双方同意，这是个价值取向问题，按照我的价值观，我认为当我们走向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走向法制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尊重当事人自己的选择。
朱承余：从我们婚检的事实来看，目前北京市婚检率已经达到98％，当然外地水平参差不齐。在这个98％的婚检率里边，发现异常的人，达到了12％以上，这个12％以上的异常者，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不宜结婚，并不是说不能结婚，是不宜结婚，可以延缓结婚，在这一部分人里边，有一些属于不宜生育，但是他没有听医生的指导，生育出来的后果，确实给婚姻、家庭、社会增加了很多负担。我不是说所有的残疾人，都是因为婚前没做医学检查所出现的，但是婚前医学检查，就主动的避免了一些残疾人的增加，对社会是有利的。
主持人：北京的婚检率达到98％，我们周围很多朋友都已经结婚，他们说你如果不去婚检的话，就不会给你登记。所以我估计应该是100％，为什么是98％呢？
朱承余：因为有一些边远山区，确实是做起婚检来是很困难的。
主持人：我刚才就很奇怪，您这么悲观呀，说如果自选的话，就可能没有人去婚检。
朱承余：我去年到山西了解一下情况，山西五台那地方，还有吕梁山区，这地方经济很落后，人们年均收入不到400元，咱们做婚检，现在经过物价局的定价就将近100多元，两个人同时做下来得将近150元左右。那么他办婚事，有几百块钱他就办下来了，他何必跑几百里地，去花上100多元，连吃带住有二百元下不来，没有必要，他可以在就地先结婚，先办事，等孩子长大了，需要上学了，我再去做。那是以后的事，甚至于以后他也不登记，所以山西吕梁地区和五台山一带的民政部门对于这个登记感到很头疼，他们掌握不住现在结婚的人数是多少。你拿北京市来说，就很清楚，北京市每年结婚是101800多对，那么在那个地区就很少，数量很少，如果我们再做一个自我选择的话，正好符合他的要求。
李楯 ：所以这正说明这个婚检是在北京这种地方制定的，他没有考虑我们13亿人中，有九亿农村人，没有考虑到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如果要做的话，我主张国家出这个钱。教育和健康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出钱。
朱承余：男的收费是70多，女的收费是80多，男的成本大概在50块钱左右，女的成本大概在50多一些，不到六十块钱的成本。
李楯 ：做了婚检，你就能避免婚姻破裂吗，你做了十几年婚检，现在离婚的数字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朱承余：是多了，而且死亡的人数也是多了。我举一个例，我亲自追踪的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女同志，来做婚检的时候，我们就给她指出，你有二级心率衰竭的心脏病，暂时不要怀孕，给她做了医学指导，给她做了医学咨询。她没有听我们的话，回去之后三个月就怀孕了，怀孕以后，二度的心率衰竭，增加到三度心率衰竭，三度四度，最后怀孕不到五个月，大人孩子都死亡了。
李楯 ：我并不反对应该做一个检查，而如果我对周围的年轻人，更多的是要劝他们，你们最好有一个检查，即使你们的感情非常好，即使他有任何病，哪怕他有绝症，你都跟他结婚的话，你也应该知道。
朱承余：这点咱们就不谋而合了。
李楯 ：但是我们的分歧是在强制不强制上。
黄雪云：我们结婚是经过婚检的，然后我认为这个婚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我是本人是比较接受的。然后我觉得这是国家对我们优生优育做的最重要的一步，所以我是很支持的。
陈治宏：我认为婚检，应该是自愿的，不应该由国家立法性的强制性，这样给大家这种感受，会更好一些，大家更愿意去接受它。往往强制的结果是被否决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自愿婚检。
周春雷：我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婚检的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刚才李老师所说的强制性，说应该取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取消这个强制性，有时候又不能约束一些人去，自觉的去，而就是说，刚才朱老师说的话，说能达到98％，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如果说全是自愿的话，我相信有一部分人，是出于个人有问题呀，或者说还是懒惰方面的话，没准就不见得有人去。
主持人：现在就可以投票了，如果您支持朱承余的观点，认为这个婚检还是应该不要让它自选的好，就放红块，支持李盾先生，就放蓝块，请选择。最后，支持李楯是有七票，支持朱承余的有五票，现在我们红蓝双方暂时分开一下，推选出一位代表，代表你们所支持的嘉宾，做最后的陈词大概一分钟左右。
刘刚：我同意朱承余的观点，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对你的爱人也要负责，再往后牵扯，你要对家庭负责，再说大一点，就是对社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支持朱承余的观点。
黄雪云：首先谢谢两位教授给我们上了这一堂课，然后我们这小组就是大家都统一认为就是支持李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愿意去婚检，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自由选择，我们国家本身就属于家大业大也不太好管，如果说要是自由选择了以后，有些人，他肯定会自愿去，但是在一些农村边远山区，经济不是很好，有些都是逃避的，不愿意去婚检，因为收费非常高，所以我们就希望，国家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们免费或者是降低收费，这样来提高这些婚检率。这是我们这小组的观点。
主持人：我希望你们两个回家以后，还要做一个相互说服的工作，争取在家庭里面达到统一。婚检是该强制还是应该自选，这可能是一个选择，那么当我们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各位新人手上的时候，由你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是该去进行婚检的时候，我奉劝大家还是应该选择去，因为这意味着对自己和对自己家庭的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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