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是谢霆峰的案子使我们关注起社区服务令的。要说名人的影响力是要大一些，而且方式多种多样，这次谢先生就用“以身示法”的方式向公众演示了什么叫社区服务令。
简单的说就是对一些犯轻罪的人（包括成年人与未成年人）量刑不应太重，但还要有惩戒的方法，罚款是不行的，有时会诱导进一步犯罪。于是有人提出让他们参加劳动，而且是社区的公益性劳动，即能惩戒他们，又能感化他们，还能让他们找到“自己在社会上是有用的”的感觉。听起来的确是不错，富有人情味，对人性本善有信心，给了犯错误者一定的机会。
但这个选题再一次证明了争论的必要性。当我们凭自己的感觉能够轻易得出结论的时候，我们就离判断失误的陷阱又近了一步。我没想到反对方居然能够提出那么多的反对意见，而且同样义正词严、苦口婆心。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执行系统完全不能容纳社区服务令这个洋事物，而且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性。我国的社会文化和公民素质也不能适应这样的惩戒与拯救。正常人不会愿意有犯人在身边服务，犯人也不会因为干了几十个小时的活就良心发现。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不是吗？
再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因为执行有困难就不进行改革，那法制的进一步文明从何谈起？社区服务令虽然不能挽救所有的人，但对于可能被挽救的“好孩子”们，我们就不应该试试吗？
总之节目中的辩论非常激烈，理由都很充足，让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政策的改变和试验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樊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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