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永 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糟粕，文人相轻便是其中一种。因它不像“小脚文化”那么恶心，很多人视而不见。
文人相轻只是个概念。具体到行动上分得很细，比如写书的看不上演戏的，演戏的看不上演电影的，演电影的看不上干电视的，干电视纪录片的看不上干其它电视节目的等等。
不知道为什么，干纪录片的好像特牛，差不多算电视台里的知识分子。
我对纪录片的概念，可以溯源到我上小学看电影的时候，那时候，人们管纪录片叫加片。是加在正片也就是故事片之前的片子。比如“三战一哈”，那“一哈”就是纪录片──《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说是加片，也有加一晚上的，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根深叶茂》、《打开聋哑禁区》+《隔日愁变成百日鲜》。既便如此，人们也顶着严寒，裹着大衣在严寒中扛着，我那时的想法是，万一要有正片呢？印象中有一次这边放着加片，并加紧联系友邻单位，终于跑来了正片《杜鹃山》，看党代表柯湘俊俏的模样，心想，这回冻得值。
我小时候也动过弄电影、电视的念头，但绝对是想弄正片，没想过弄加片。
我对加片多少有兴趣是在大学毕业后，一次是苏联电影回顾展，我看到了罗姆的《普通的法西斯》，印象中有这样一段，画面是各式各样的恋人们互相整理上衣领子，解说是“爱情使人们如此相似。”
加片还有如此拍法。
后来又看到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美国人拍的。
这时候，我混在电台，有了几分知识分子的头脑，明白了纪录片独有的探求视角和叙述状态，可以说已经对纪录片刮目相看到了叶公好龙的地步。
安东尼奥尼先生不就用加片反华吗？
我的同学时间也拍起了加片，《回延安》、《我爱你，地球》，拍得一般。
有一个叫《静静的天尽头》拍得特别好，但不是他拍的。
后来，我看到了《混在北京》（一个地下加片），把我给震住了，天哪，这不比正片差。这时候，我已经很学术了，很佩服拍摄者让被拍摄者感觉不到摄像机存在的技巧，只有这样，加片才可能真正真实的还原生活。
有一陈子，我的同学时间、陈杰、王子军纷纷改弦易帜改拍加片,听他们的口气,好象会拍这个很了不起似的。
我这人不甘落后，也就顺手拍了40多部加片，有什么呀。
他们说我拍的不是加片，是专题片，专题片就是文字配画面，加片就不一样了。
加片一般不配解说，得看不太懂才行。
加片得耗时候，拍一两天不算，比如拍一只猴，你至少房顶树上跟拍五年。最好能采到交配的过程，这时生命延续的涵义才可以彰显。
加片不能拍一线人物，怎么着也得拍男的头发长或者女的秃子那种另类一点吧。
拍加片不能有钱，最好的状态是赖着帐并顽强地拍着。
拍好的加片有没有人看不关键，最好是在某国家海滨城市得个呦口的奖，才算体面。
我现在不拍加片了，改拍正片。
那天一人正在出恭，有镜头对着他问：北京风大吗？那人说，我操，这也拍啊！
看看，残酷的竞争快把人逼疯了，拍加片这碗饭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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