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峰
4月30日，是我们进入地坛医院采访的第4天,没想到能够见到贺延光。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当时的惊讶。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贺延光是在《中国青年报》首届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活动上,当时立志要做一个摄影记者的我就把能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摄影作品当作进步的一个标准,直到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才得以发表了第一张照片了真没有想到今天在"非典"前线能遇见他。一聊才知道,前不久他刚从新疆伽师地震灾区采访回来,已经年愈五旬的贺老师背着一个很大的摄影包,这是他今天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当得知我们要进入病区采访时,刚落座不到半小时的贺延光与同行的文字记者也提出了采访要求，在简单准备以后,我们三人就向地坛医院二病区出发了。与外界紧张的气氛相比，病区正午阳光明媚,倒显出了几分宁静。前天,我第一次进人病房采访的时候,不到5分钟防护目镜就被口中呼出的热气蒙住了。为了便于拍摄,今天我把特地准备的潜瘾镜给贺延光戴上。经过严格的防护后,贺老师第一次进入了第2病区,他听说王宇医师正准备通过可视电话与快要过生日的女儿谈话时,他用相机贴近了王医师,在不到1米的近距离,他按下了快门。到他们父女通话完毕时,贺延光的佳能数码相机已经拍了几十张照片。
虽然贺延光第一次进人危险病区,但我被他那沉稳扎实的工作作风所折服,紧张的心情也很快松弛下来,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在按序撤离的时候,我发现贺延光自觉地留在了最后,让同行的同事先离开危险区。相对于同时代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是少数几个依然活跃在采访第一线的摄影记者之一。贺延光能来医院,让我很振奋,虽然摄影家不能为人们解除身体上的病痛,但他们的图片却可以让人感受到阳光与希望,贺延光一到医院就提出,争取能到最危险的地方,要知道许多医生就是在做气管切开的时候被感染的,在他看来，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读者不能看到来自第一线的图片,那是一个摄影记者的失职,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到了这次采访机会。为了便于工作,他和同行的文字记者在医护人员居住的酒店住了下来,他们要在这里采访3天。
天气是晴朗的,阳光依然明媚。
5月16日晴朗上午1点多,我正在医院的隔离警戒线一端采访一个因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亲。看见了贺延光和文字记者王尧向这边走来了，后面还跟着报社的总编辑，我知道他们是要撤离了。原计划的3天采访，被他们延续了15天，使得工作量增大了许多。在SARS病房最忌讳的就是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工作。地坛医院的几名护士就是在长时间加班的情况下被感染的。我们几个有时候在病区里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有的时候一天要几进病区。看着我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地坛医院的领导吃惊不小，没有想到记者也可以这样拼命。以后，我们一旦是在病区呆的时间过长，医院领导就会通知相关部门，勒令我们“退场”，并作为一条纪律被严格执行。也许就是有了这样的预警机制，我们几个在病区和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倒下。
我和海强是最早进入地坛医院的，为了及时获得信息，我们和几个职能部门建立了24小时的热线联系。这样，我们就经常被电话从餐厅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被召至第一现场。每次贺延光都会说：我5分钟就下来。为了可以在第一时间进入病区，我们在办公室准备了几套防护服。看着漂亮的防护服穿起来其实很麻烦，并且有严格的规定。里面穿的防护服是不透气的，加上3个大口罩和外面的隔离衣、眼罩，不用5分钟就大汗淋漓了。几天以后，在这个有严格规定的传染病医院里，经常可以看见深夜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从清洁区跑过（按规定防护服只允许在病区内穿）。有一天凌晨3点，我就着实地把医院的一名清洁工吓了一大跳。来自几家不同媒体的记者，在地坛医院自动地组合在一起，起到了一个战地新闻中心的作用。贺延光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我和海强也发回了3条新闻，并且在没有其他后援的前提下，完成了6次来自病区的现场直播。
上午10点多，我正在医院的隔离警戒线一端采访一个因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亲，远远看见贺延光和文字记者王尧走来，后面还有报社的总编辑等人，就知道他们真的要离开了。
贺延光曾说过，几乎每一个到过病房的人都会泪流满面，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让他这个有着丰富职业背景的摄影家如此感动，应该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经历了生死的医生护士吧。我发现贺延光总要设法寻找那些出现在自己照片中的看不清面目的医护人员，在即将离开地坛医院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照片中的那个背影——医院ICU中心的郭利民主任，这也成为离开医院前最让他欣慰的事。
现在，贺延光和文字记者王尧已经开始了隔离生活，据说，他们住的酒店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不许随便活动，吃饭的时候去楼梯口去取就可以了。报社给他们留了一个笔记本电脑，除了上网以外，不知道他们还在忙碌什么。我和海强还在忙碌着，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北京法制报》的摄影部主任王俭，他拍摄了大约1000张照片。千龙新闻网的两个记者还在做着他们的“SARS特别节目”。
那天，谢飞出院的时候，来了大约40多家媒体的记者。当我从病房里跟踪拍摄回来，看见他们在警戒线一端挤做一团的时候，我第一次生出一种轻松和欣慰的感觉，因为今天我又是独家。在地坛医院工作已经快一个月了，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样快。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忙碌过，也没有这样的恐惧和害怕过，当然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振奋。我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奇特的经历。我也问过一个即将撤离的医生，他说：以前我只知道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没有想到还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大家在一起谈论自己的感受，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的死，我也是第一次认真地想到自己万一死了该怎么办。唯一和其他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几乎没有失眠过。我其实害怕极了，但是一忙起来就什么也忘记了。我们几个都经常有低烧的毛病，后来听医院的大夫说这是传染病医院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以后身体所出现的特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少量就会变成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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