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政府为了拉动经济，也是在启动内需。每年也拿出很多钱发国债。那么启动内需的作用到底在什么地方？
樊刚：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从1998年开始没有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现在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会掉到什么程度。
主持人：这应该是我问的问题。
樊刚：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没法做实验，没法反过来说。但是应该说政府的政策本来不是经济增长的主体部分，它是为了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进行一定的干预，防止进一步下滑，在高涨的时候进行一定干预，防止进一步过热。应该说这几年政府扩大内需还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抑制下滑，使其它因素可以发挥作用。今年民间投资开始增长，它开始使经济真正恢复，从去年开始恢复正常增长的一种趋势。
主持人：启动内需有相当一部分钱投在西部，那里修了很多高速公路，但是高速公路却没有车在跑。如果把这些钱投在东部的话，不会产生更多的效益吗？
樊刚：这是大家对宏观经济的又一个疑问，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来理解政府的作用和政府投资的作用。东部地区现在回报比较高，修条路可能就有回报。但也许正是因为修条路有回报，修路这件事可能就不应该政府做，就应该用集资的办法，用民间资本来做，那么政府的钱、政府的资金很大程度上用于社会平等，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恰恰是因为西部现在还没有回报，恰恰需要政府投资，它起一定的扶贫作用，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改善，也许将来有一天有更多投资进去，能够使那条路充分利用起来，也能有回报。即使从整个社会的发展，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也需要一种平等。是国民，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需要享受一定的基础设施。
主持人：就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做平衡。
樊刚：对，做平衡，平等的事情。
李强：消费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不断能出现新的消费群体。
主持人：您是说这个消费群体本身具有一定引导作用，带动作用比较强。
李强：需要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最近一些研究大体上证明这个阶层由这些人构成，包括老的一些管理层，但往往是新的管理层、新的技术层、新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和新型白领。办公室人员，这个阶层在中国大城市里非常典型，北京、上海、广州，这个群体在正式居民的劳动人口里占多数，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所以我们能意识到一个新的消费层的产生，可能会对中国消费产生的影响。
樊刚：另外一个，刚才确实讲了，这几年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靠新中间层。但是它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几年的消费体制的改变，包括住房制度和住房信贷的形成。现在想想年轻人，双职工，刚一开始比如有个白领工作，两个人的钱现在就开始买房子，这在十年前、五年前都不可想象，这个需求一下就形成了。然后住房体制改革，现在可以卖房子，可以换房子，旧房子可以进入二级市场，可以两间换三间，三间换四间，可以逐步进入这个循环，这个需求有很大一块。所以现在我们在思考需求的问题，包括思考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改善我们的体制，使需求能够更快地增长。收入是一个问题，有了收入以后，消费怎么能够更快的增长。
钟伟：从我个人来讲，经济学研究了半天，到底它是干什么用的？无非就是使老百姓过更好的日子，政府有更多的税。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有电视机，有彩电，有住房卖不出去，我并非不需要，我都要，关键是我没有消费能力。所以我们与其说启动内需，不如说是叫培养内需。
樊刚：所以，刚才说到是启动消费还是培育消费，这个问题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从短期来讲，需要政府的政策来维持一定的消费？长期来讲根本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改革问题，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多少人就业的问题，是多少人收入增长的问题。
钟伟：第二，是城乡之间，农村千万不能成为消费断层。这几年来，农村收入增长力迟缓，九亿农民没有能够致富。如果农村真成为消费断层，中国整体上能富裕到什么程度，整个市场经济改革能给多少人带来福利，可能就要打一点折扣。
主持人：不管是生活方式怎么变化，都是为了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要想过的好，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收入要提高，我们购买产品的质量要提高。而这些都依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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