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新闻调查》栏目曾经报道过一位身在北京的德国人刘小岛把电池背回德国处理的事情，当年节目一播出，社会反响强烈。
善良的刘小岛说：“怎么办呀，我还是没有办法，我还得把它（废电池）带回到我们国家呢。
自此以后，热衷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的人多了起来。
河南省新乡市自费回收废旧电池的个体户田桂荣说：“以后的废旧电池不要乱扔，送到我那里，等将来咱中国有了这种机器了再把它一处理。”
回收旧电池的活动轰轰烈烈，回收之后却成了烫手的山芋。
北京市废旧电池回收中心业务科长卢建国：“我这儿回收的100多吨，相对来讲还是微不足道的。”
环保专家李皓博士：你看，废旧电池，真是没地扔。我们就只扔五年，效果就已经达到美国扔三十年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要越快越好。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提供了一幅电池回家的示意图：“电池—电器—回收—处理工厂—材料—电池”这样一个链条，将小小电池从生产到消费，从回收到再利用的全过程，勾勒得既简单又清晰。
经过社会的大力宣传，将使用过的废旧电池回收起来，已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行动。
1998年以来，不仅一些城市的商场、街道、学校出现了废旧电池专用的回收箱、回收筒，而且还出现了专门回收废旧电池的个人，中国的废旧电池回收活动在许多大中城市开展起来。然而这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例如田桂荣所在的河南省新乡市，是许多大的电池生产厂家的所在地，她每天看到成车成车的新电池往外拉，却从来没有看见用过的废旧电池被拉回来，田桂荣自己经营的小店每天销售的电池不少，可用过之后也都被人们随手扔掉了，田桂荣从电视报道中得知废旧电池污染环境，于是她就在自家小店外设立了一个废旧电池回收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而且田桂荣还用自己小店的商品给当地消费者换废旧电池。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废旧电池的危害，知道自己在回收废旧电池，只要稍有空闲，田桂荣就自费印发一些宣传单，散发到市里最热闹的地方、人最多的地方。
田桂荣讲过：电池污染环境，以后可不要乱扔，送到我那里，等将来咱中国有了机器了，再把它一处理。
电池越来越多，小店装不下了，田桂荣和丈夫只好来到离新乡市200公里的一个山上无人居住的旧仓库，将电池暂时安顿下来。
自从收购废旧电池以来，田桂荣已花去了家里五万多元，为几十吨的废旧电池找地方，又花了不少钱。周围的人不理解她，冷嘲热讽一直陪伴着她，连一贯支持她的丈夫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
夫妻二人没少发生争吵，一个说自打收购废旧电池以来，家里的什么事也不管，钱也赔光了，你说你做个啥劲儿。
另一个说你当干部那几年，我都一直支持你，到我一收购废旧电池，你就说呀说的，收购废旧电池赔就赔，我心甘情愿。
田桂荣的一片苦心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01年10月，五十几岁的田桂荣因为自费回收几十吨的废旧电池获得了中国首届“福特汽车环保奖”个人奖。
鲜花和掌声还没有散尽，有关环保部门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通知田桂荣，没有相应的资质许可，个人不得收集、运输、储存危险废物，她手中的废旧电池要尽快妥善处置。
收还是不收？回收以后怎么办？田桂荣陷入了尴尬。
这个尴尬不仅仅发生在田桂荣身上，在北京，我们发现2000年曾经热热闹闹回收废旧电池的麦当劳连锁店、以及一些大商场也都停止了回收活动。当时曾经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在好多学校开展的废旧电池回收活动也相继停止了。
原因何在？
我们来到朝阳区定福庄第二小学，大队辅导员让各班的学生们，搬出了他们这一年多来回收的废旧电池，足有几十公斤。
张晓曼老师说：“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地方放置这些废旧电池，我们的学生们都非常积极，不停地往这儿拿，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地方放。”
在学生们上缴的废物中有旧报纸、废塑料瓶、以及废旧电池。让学校没有想到的是旧报纸、废塑料瓶会经常有人上门收购，而废旧电池却始终无人问津。没办法学校只能将几十公斤的废旧电池一直存放在学校的门卫房里，日益加重的对二次污染的担心，使学校再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开展回收活动了。
废旧电池的回收活动逐渐陷入困境，人们都在问：收还是不收？回收以后怎么办？
1998年应一些环保志愿者的请求，北京市、上海市，都成立了专门的废旧电池回收机构，配备了专门人员，为了解决人们收集的废旧电池的后续处置问题，他们除了在市区的主要街路、学校、商场设立了几千个回收箱以外，还配备了专门的回收车。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在回收废旧电池，他们还在专业的网站、及媒体上公布废旧电池回收的热线电话，承诺只要满三十公斤，将免费上门回收。
北京市先后有200多个商场 80多所学校参与回收 共回收了280吨。上海市共设置了6000多个回收箱 回收了100多吨。这样的专门机构是不是可以解决田桂荣的尴尬、定福庄二小遇到的困难呢？
当初，为了解决一些环保志愿者的投放需求，就着环卫部门有车辆、有人员的方便，北京市第二清洁车辆厂是主动自愿成立了这么一个没有注册的回收中心的。同样的名称，一样的人员，拿着买酱油的钱买了醋，现在彻底变成企业了，每年为了花在运输、储存、通讯、人力等方面的投入有40多万元，只收集不消化，只投入不产出，越积越多的废旧电池堆在仓库里，找不到出路，成了它们的一块心病。
在上海，那里的废弃物管理处也是在没有任何专项补贴的情况下，要独立解决设置的6000多个回收筒的费用，还要抽出一定的场地和人员将回收来的上百吨废旧电池进行分类储存。
几十吨、上百吨的废旧电池，相对于北京市每年6000多吨的消耗量来说不过是个零头，可集中到个人或一个企业的手中，恐怕就相当可观，难以招架了。
处置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使废旧电池的回收工作，在几个大城市以及一些先期觉悟起来的人当中，才刚刚起步就身陷尴尬、面临夭折。他们有着共同的困惑：回收以后怎么办？
没处放的电池呼唤着有人出面回收，可是个人回收个人难，部门回收部门难，难题解决不了，中国的废旧电池还能回收吗？
目前在我国广大的郊区农村，更多的中小城市，电池回收还是一片空白，同样没有资金，没有后续处置，还要不要开展回收呢？
衡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崔存乾讲，在生产电池的过程中，一般都要加汞、镉、铅等这些有害的重金属。所以，他认为电池用完以后，这些废旧电池是应该回收的。
就在这位电池企业的资深人士，一再向我们表达此时大家应该集思广益，献计献策解决回收难题，不要放弃回收时，我们在国家科技部的机关报《科技日报》上看到了记者胡凌凌的文章，听到了这样的建议：
我们国家现在的一次性的碱性锌锰电池，已经达到了无汞化或者低汞，那么对这种电池，它对环境的危害已经变得非常小了，它的社会价值达到了，经济价值又非常小，几乎很少很少，那么他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对它进行回收了。
回收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收还是不收又成了问题。有人从经济的角度也对回收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投入的部分跟废旧电池自身的使用价值相比，它失去了经济价值，那么还有必要再利用它吗？而利用起来的那些价值还不如投入的价值，那干吗还要利用它呢，所以就干脆别回收别处理了。
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聂永丰写给有关决策部门的报告上，关于废旧电池如何处理一项，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建议：
有些品种的电池不但资源回收价值小，而且对环境的危害也不大；有些品种电池资源回收价值大。其中，镍镉电池对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非常大。
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聂永丰认为：在填埋场的条件下，电池里面的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到填埋场产生的废水，也就是它的渗液数量是非常小的，这实际上是说明了，在填埋条件下，废旧电池并不构成问题。
观点很明确，回收废旧电池是为了减少它对环境的污染，可是目前它的污染已经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了，还有回收的必要吗？另外废旧电池回收的成本又过高，投入大于产出，从经济角度看无利可图，何苦多此一举。
采访当中，记者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持反对回收观点的人，还并不少见，废旧干电池果真没有回收的必要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可就轻松了，回收以后怎么办也不成其为问题了，随手扔到垃圾里你方便、我方便，大家都方便。
可问题偏偏没有那么简单。北京科技大学的曾平荣教授与聂永丰教授一样，都是从事环境科学研究多年的资深教授，为了提倡废旧电池回收，最终达到资源化，无害化。曾教授已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研究处理技术，他的观点就与聂教授截然相反。
为此我们进行了采访
曾平荣：“无汞化了以后，并不是说电池里面就没有汞，就根除了汞污染。另外除了汞以外，电池中还有镉、锰、铁、铅、锌等重金属，这些重金属也会污染环境。”
记者：“我也听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废旧电池不论是在回收环节、还是在以后的处理环节，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这么大的投入有没有必要？”
曾平荣：“我认为，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同时也看你是怎么运作。我们应该算两笔帐，一本是小帐，另一本是大帐。废旧电池里面含的都是重金属，这些金属都是从地球里挖出来的一次性资源，如果它想满足生产电池的需要，国家就要多开矿，多建冶炼厂。这个投入你算不算。”
曾教授始终认为，废旧电池属于危险废物，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就该回收无条件可讲；至于回收电池的价值是大是小问题，单纯算小经济帐，眼下似乎投入过高，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废旧电池70%的金属回收率，只每年3000吨的回收量，就可为国家节省开发两个中型矿山的费用。更何况这些回收后的资源是永远不可再生的一次资源，而这也正是废旧电池大的价值意义所在。
收还是不收，这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短时间内恐怕还很难达成一致。但是，意识决定着人们的行动。收或者不收，没有中间的路可走。要平息争论，就必须先回答：随手扔掉的电池会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影响吗？污染的大小又该怎样计算呢？废旧电池值不值得我们再一次投入人力和物力回收呢？中国还能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绿色回收产业吗？好，请继续关注绿色调查《废旧电池 何时回家》的第二集《污染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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