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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禁区的生命意境(2002年8月24日)


  

  1998年进入可可西里的彭辉,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近三个小时的片子——《平衡》。记录了在青藏高原,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西部工作委员会”的命运。它被专家誉为“中国当代难得的现实主义纪录片”,并在去年获得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项: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奖。

  一、初识的印象

  1998年2月,成都电视台记者彭辉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可可西里的路。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蒙语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它平均海拔5000米,是世界第三大无人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更是藏羚羊的家园。就是这个“美丽少女”,引起无数盗猎者的垂涎:藏羚羊因其羊绒制作的围巾,也叫指环披肩,在国际黑市上每条卖到5000美元,而受到盗猎者的疯狂捕杀。14年内,可可西里的动物减少了2/3。

  鉴于此,青海治多县1992年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对无人区进行勘察和保护。它由一开始的5名队员,到如今近20人。彭辉在可可西里见到了早有耳闻的现任书记奇卡.扎巴多杰和他领导的反盗猎队伍。

  初来的彭辉充满了激情。他一下车就习惯地提着装好了脚架的摄像机到处找镜头。不到20分钟,他就觉得眼睛发黑头发晕。照照镜子:整个嘴都是乌的,眼睛也模糊了。他一下就知道了什么叫高原?什么叫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尽管他对无人区有着充分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但真实的可可西里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海拔太高,头疼;气温太低,冷得身上发疼头更疼。彭辉到可可西里去了多次,在那里他都几乎没有完完整整地睡着过一次觉,头疼得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这就是可可里西,这就是野牦牛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尽管彭辉不适应这儿的环境,但他工作的热情令这些高原汉子刮目相看。建铁塔时,大伙儿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来了一阵冰雹,如银色的核桃一颗颗密密地砸下来,所有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往屋里跑,往能躲的地方跑……而彭辉的三人摄制组却挺身而上,抓拍了很多镜头。大伙儿对他们投来敬佩的目光,觉得他们确确实实在真正做一件事。

  从此,彭辉真正走进了可可西里,走进了野牦牛队,他紧紧跟随这支队伍,用镜头记录着他们的生活。

  彭辉到达可可西里时,环保志愿者和西部工委正在筹建自然保护站。

  保护站是以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的。索南达杰生前是青海治多县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在他的倡导下成立后,进入可可西里巡逻达12次,当时他也是西部工委的书记。在最后一次巡逻时,与两个人多势众的盗猎团伙相遇,他一人对付18名盗猎分子,寡不敌众,以身殉职。他牺牲时,冻僵的躯体仍保挂着握枪的姿势……不到40岁的杰桑.索南达杰,是中国第一位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献身的政府官员。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5月,玉树州政府收到了奇卡.扎巴多杰的《请求书》:为了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保护可可西里的整个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请求辞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毛遂自荐重组西部工委,到人迹罕见、气候恶劣,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野外工作。

  扎巴多杰成了西部工委的第二任书记。一上任,他给巡逻队起了一个别名,叫野牦牛队。藏族有个神话:传说野牦牛是比较温顺的动物,它在自己的地域里吃苦耐劳地生存着,一旦谁要侵犯了它的利益和领地,它们就进行拼死反抗,甚至成百上千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低着头,挺着两只坚硬的牛角,向前猛冲,顶你、叉你,顽强地抵御着外来的侵犯……巡逻队叫野牦牛队的寓意也如此。

  索南达杰的牺牲,扎巴多杰的请命,可可西里的环保,再次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二、生死的考验

  1998年8月28日,保护站终于竣工了。那天,环保志愿者和野牦牛队员们,又刷牙又洗脸又刮胡子又洗头,一扫往日紧张忙碌中的邋塌,……

  接下来出发了。彭辉就跟随巡逻队经历了这样一次生死考验。一路千辛万苦地进入了“鬼门关”,不料车队陷入了烂泥里,大伙儿想方设法艰苦奋战,一个个弄得像泥猴似的,到下午六、七点天黑了,还是没有一辆车能动弹。彭辉有点恐惧了,整整一天,大家什么也没吃,只有他那车里还有两瓶矿泉水。更要命的是,晚上下起了冰雹,气温猛地降了下来,那时真是又饿、又冷、又渴。冰雹不停地乒乒乓乓打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彭辉和两个助手静静地看着,谁也没说话……

  翌日,一大早彭辉就起来了,远远地把摄像机对准了其中一辆载有巡逻队员的车:第一个队员下来了,满身污泥,接着第二个队员下来了,污泥满身,他们都朝一个方向走去,彭辉把镜头跟着摇过去,只见二个队员趴在深凹的车辙边,贪婪忘情地埋头喝着里面的泥水……彭辉鼻子一酸,眼睛都模糊了,握着摄像机的手不停地颤抖……另一辆车上的扎巴多杰也下来了,一下就跪在另一条车辙边,也埋下头去喝那泥水……一个人大副主任就过这样的生活!他图什么?彭辉心里一个闪念,赶紧调过摄像机准备拍扎巴多杰,可他已站起来了。非常遗憾,彭辉不可能让他再做一次。藏语里,扎巴多杰的意思是威武金刚。彭辉觉得:扎巴多杰就是野牦牛队的威武金刚!

  摄制组三人三天两夜只吃了一根半火腿肠,一滴水没喝,彭辉忍着没喝那泥水——那不是人喝的呀!所幸,第三天中午车出来了,整个队伍一片欢腾!大伙儿又喊又唱,又蹦又跳……死里逃生呵,怎叫人不激动?彭辉抑制着狂跳的心,“置之度外”地把这几辆车开出来那一瞬间所有人疯狂的举动、兴奋的表情忠实地记录下来了。

  三、难忘的回忆

  夏季巡逻,必闯“鬼门关”。这时是藏羚羊的产羔期,它们最需要保护。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产羔的季节,母羚羊都会群居在卓乃湖附近。这时盗猎分子闭着眼睛,开着车灯就可以把一群一群的母羚羊杀害。

  彭辉至今记得扎巴多杰曾给他讲过一件事,让他深切地体会到这群西北汉子,守望这片土地的决心从何而来。

  1996年,反盗猎队破获一个比较大的案子。盗猎分子总共打死了540多只藏羚羊,巡逻队进入盗猎现场时,看到满地都是藏羚羊的尸体啊,而且都是母羊!盗猎分子为了剥羊皮打死了母羚羊,那些小羊羔到哪去找奶吃啊!很多都被冻死、饿死。扎巴多杰怒上心头,他发誓:为了这些生灵,我扎巴多杰拼死也要把环保做下去!多少次,巡逻时遇到突发情况,发现有盗猎者,扎巴多杰就不顾一切地追下去,这一追就不知要在可可西里腹地中呆多长时间。没有吃的,他捡起盗猎者遗弃的杂物和已经霉烂的羊肠吃;没有喝的,随便在途中喝点泥坑里的水。

  彭辉眼中的扎巴多杰,有一种冲动和热情,有一种对环保的新认识和对动物的负疚感。扎巴多杰说:我还没枪高时,就开始打猎,以前打的野生动物太多了。有一次,我一人打死了四只狗熊,有一只纯粹是用刀捅死的。那时我认为我是个英雄或是个能手,现在看来,是对人类、对社会的一种犯罪。他刚开始从事环保时,牧民们并不理解他。狩猎在当地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要去保护、阻止,这样就产生了摩擦,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1995、1996那二年,他到小商场、小卖部里买东西,他们都不卖给他,把他当作敌对分子看待,使他在三年内搬了四次家。随着环保观念的普及,牧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禁猎,理解扎巴多杰的工作,是对他们家园的一种保护。

  在长期的朝夕相处、生死与共中,野牦牛队对彭辉也由一开始的不认可到接纳,到成为朋友。正是这段日子,让彭辉也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环保。有次他买了个藏羚羊头骨的工艺品,一个环保人士说:你怎么能买这个呢?你这不是给盗猎分子提供市场吗?彭辉顿时恍然大悟。

  扎巴多杰带领着“野牦牛队”克服经费不足、物资紧张的困难,坚持定期巡逻。看着队员们黑瘦的脸,他痛心不已。为了解决资金这个最让他头疼的问题,这只高原“牦牛”决定来一次远行:去北京找门路,至少要把队里的车辆更新一下,不然无法工作。

  四、永远的情结

  1998年9月,扎巴多杰从青海先行到了北京,彭辉也随后从成都赶来继续他的记录片拍摄。彭辉一到北京看到扎巴多杰就忍不住笑了:一反平时的随意装束,西装革履的扎巴多杰,领带打的不是很地道。

  这是扎巴多杰第一次来北京。在天安门前,扎巴多杰穿一件朴素的白衬衣,对彭辉说:来,给我照张相,一定要把天安门框进画面里。彭辉回想着跟着扎巴多杰在可可西里腹地巡逻时,他一身泥浆挎着冲锋枪,吃着发了霉的烂羊肠……北京环境的优越和可可西里环境的残酷,真是天壤之别。

  此次北京之行大有收获,“野牦牛”扎巴多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筹到了不少资金。扎巴多杰还特意把跟随了自己多年的佩刀带来送给了彭辉。藏人的习惯:朋友、上下级之间,都是以献哈达为主要礼节,一般是不送佩刀的;佩刀是每个藏族人的最看重的随身物品,是他们的某种象征。

  三年来,彭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扎巴多杰的真正友情,扎巴多杰才会把他的佩刀送给彭辉。这把藏刀已成为彭辉的最爱,每每看到它时,彭辉就会想起可可西里那些艰难的岁月;想起《平衡》片中的那个小生命——那只小鸟受了伤,但它依然坚强地活着。野牦牛队也是这样,虽然他们有一些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面临着艰难困苦,但他们顽强地往前走……还有扎巴多杰,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苍鹰,孤独地穿过山谷……

  彭辉最后一次在可可西里采访完扎巴多杰后,扎巴多杰开车载着所有身着新装的野牦牛队员,把彭辉送到青藏公路。彭辉乘坐的车身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队员们唱着动听的祝酒歌,彭辉连干了三碗酒!这不仅是真挚的友情,更多的是难舍难分的亲情。扎巴多杰一直握着彭辉的手不放,反复说:你要保重啊!你要保重啊!彭辉也说:你要保重啊,你要保重!俩人就这样互道珍重,别无它话!扎巴多杰把彭辉送了一程又一程,相互的理解和认同,相同的血性和企盼,使这两位曾经素昧平生的人之间,萌生出亲人一般的牵挂,这种异常郑重的分手,好似在冥冥之中传递着一种信息:他们要就此别过了。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从北京辗转回到青海玉树州。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穿头部身亡。

  那苍鹰炽烈的嘶叫,回荡在天空。它的泪水依然干涸,它的鲜血却无法凝固……

  1999年夏季,彭辉再次来到了可可西里,继续《平衡》的拍摄。采访中,彭辉又跟车巡逻了。在这次巡逻中,彭辉真正与盗猎分子面对面的相遇了。也正是这次遭遇,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彭辉,第一次品尝到了生与死的味道。当盗猎分子全部被抓获时,彭辉发现他的镜头所面对的,是三支上了膛的猎枪。

  扎巴多杰这只雪域雄鹰殒去了,但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斗争仍会继续下去,彭辉的记录片也会继续拍下去。因为扎巴多杰,因为野牦牛队,还有个许多人心目中共同的梦想,包括彭辉的心魂,都永远留在了那里,守望着那个叫可可西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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