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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泪浸泡的三封家书(2001年12月25日)


  刘伯坚(1895年元月——1935年3月21日)四川省平昌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1920年6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比党支部书记和旅欧党总支书记,1926年回国继续投身于革命工作,出任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使该军积极配合北伐军而致力于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共和国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领导和指挥了宁都起义,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时,留守赣南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不幸被俘,他英勇顽强忍受了敌人对他施与的种种酷刑,1935年3月21日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在狱中的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带镣行》等英雄诗篇,而且他与夫人还留下了三封家书。

  第一封家书:如果我死,三个儿子望哥嫂抚养

  1935年3月4日,留守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江西游山塘村附近牙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俘。

  3月11日,敌人为了庆贺抓到了共产党的这位高级官员,同时也为了羞辱刘伯坚和共产党的尊严,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团将负伤的刘伯坚带到当地繁华的大街上进行游街示众,但刘伯坚面对他们的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威震山河的气魄。

  由于刘伯坚曾经出任过西北国民军联军政治部部长,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要求,只要他写悔过书并指认同时被捕的同志,他就能获得自由。可刘伯坚根本没有给他们一点余地,只是要求他们唯一的一件事:希望能在生命的弥留之际,给家里寄几封最后的家书。昔日的老友出于对他人格力量的敬佩,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狱中,刘伯坚写出的第一封家书,是写给他的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的信,信中写到:“凤笙大嫂:请转五、六诸兄嫂,弟伯坚在唐村被俘,不知你们是否已得知此消息。弟现在被关押在大余监狱第一军部,尚有多少时日留于人间,不得而知。弟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只是希望弟走后,各位兄嫂能帮忙将我的三个儿子抚养成人,读书至18岁就送他们去工厂做工,30岁时结婚,不要多生子女自累又累人,反不能成就事业。

  刘伯坚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刘虎生,二儿子刘豹和三儿子刘熊生,在他被捕之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分别送给了别人。1930年,刘伯坚夫妇在去往中央苏区前,将长子刘虎生送给了凤笙大嫂,上海一别,虎生再也没有见过父母。年幼的虎生从小就被舅妈教导不许与别家的孩子接触,不许跟别人说自己的家事,如果被敌人知道,就会被抓走。他们的生活极其拮据,全部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做小学教员的表姐每月的3块银圆,家里吃的都是一些市场上最次的大米。在虎生童年的记忆中,每次买回米来,就倒在桌子上,与姐姐一起拣石头,一遍遍经过筛减之后的大米才能用来做饭充饥。1938年,虎生被西安的党组织找到,送往延安,也正是在这次护送中,刘虎生才将父亲生前在狱中寄给凤笙大嫂的两封家书,缝在贴身的衣服里,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抵达延安,并将这两封家书交给了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十分珍视,一直收藏在身边,直到新中国成立。

  在刘伯坚的第一封家书中,最让他挂念的就是自己的二儿子刘豹。在一次战役中,刘伯坚将年仅三岁的刘豹,托付给了一位名叫郭贱姑的老乡——

  那天晚上刘伯坚所在的部队走得很急,刘伯坚和几个红军战士准备了一担竹筐,将刘豹放在一个竹筐里,另外一个筐装着刘豹的衣服,他们行走于山路之中,穿越着茂密的竹林,几个人轮流挑着装着孩子的担子,翻山越岭,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大家都默默无语,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静静行走,只有山间溪流淙淙和时而出现的蛙鸣打点点的声音。越过山野,来到一条河边,刘伯坚将装着刘豹的竹筐交给早在那里守侯的郭贱姑,刘伯坚对年幼的孩子说:“相送千里终有一别,爸爸不能再送你了,你要好好听婆婆的话。”他又转身对郭婆婆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回来接我的孩子,我会好好报答你老人家,如果我牺牲了,我这儿子就做您的孙子。”

  郭贱姑,江西瑞金五阳县的一个船户,她将刘豹领养之后,为了保护刘豹,设法隐瞒,没有让村里人知道这个孩子是刘伯坚的儿子,只说是从广东那边买来的,也将他改名换姓为邹发生。刘豹在极度贫寒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解放后,党组织根据恩来同志保存的刘伯坚在狱中的第一封家书,才找到了他。这一年,刘豹十四岁。

  第二封家书寄给妻子,不料她已牺牲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被俘的第十七天,敌人见他没有丝毫的投降之意,就下令将他处决。临上刑场之前刘伯坚写下了第二封家书,这也是他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封家书。刘伯坚从1927年与王叔振结婚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夫妻之间聚少离多。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习惯给妻子写家书,迢迢万里路,依依梦中人。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都没有改变一直以来的这个习惯。但是刘伯坚没有想到,妻子根本没能看到丈夫写给他的最后一封家书,因为在刘伯坚就义之前,妻子王叔振就已先他一步牺牲了。

  王叔振是当时西安有名的才女,就读于西安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她就一心向往革命,经常出入军营,在工作联系中就与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刘伯坚相识了,两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相互之间的爱慕,又经过周围同志的撮和,两位革命伉俪于1927年的春天,正式举行了婚礼,婚礼办的非常隆重,包括冯玉祥和邓宝姗也前来祝贺。西安的报纸也发通稿祝贺,这不仅仅是一个婚礼,他们的结合是革命青年与革命军人联姻的典范,一时间被传为佳话。刘伯坚与王叔振结婚不久,大革命失败了,刘伯坚为躲避敌人的追捕,转经上海到达苏联。在这段日子里,远在苏联的刘伯坚经常思念远方的妻子和大儿子刘虎生,他经常以写信和寄明信片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

  可是就在刘伯坚被捕前,由于工作忙,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和妻子通信了,但是他还是坚信,妻子会看到自己最后一封家书,在信中他一方面鼓励妻子继续坚持革命,另一方面希望她能够作为母亲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其实就在他写这封信时,妻子王叔振正在福建西部游击区与大兵压境的敌人英勇搏斗,在搏斗中光荣牺牲。这封信传送出去首先到了刘伯坚哥哥嫂嫂那里,哥哥嫂嫂读了弟弟的最后遗书泪如泉涌,为了革命,弟弟一家四分五裂,大家都指望在革命胜利时有个团圆日,可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弟弟就一去不归了!刘伯坚把希望都寄托在哥哥嫂嫂身上,希望妻子最终能看到他的信,可是连他的哥哥嫂嫂都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们的弟媳也牺牲在战场!

  第三封家书,妻子生前留给儿子的遗嘱

  王叔振身负着幼儿在枪林弹雨中与敌军拼杀,因为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于是,迫不得已她将刚刚出生不到四个月的三儿子刘熊生送给了当地的一个姓黄的家庭,为了日后能够找到儿子,王叔振也给刘熊生留下了一封家书: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将其抚养成人,虽长大在黄家,承前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恩深不可忘记,仍要继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这一别,熊生就再也没能盼到母亲回来接他回家。三个孩子的父母双双被敌人杀害,他们兄弟三人天各一方,过着隐秘贫困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到了1956年,经各方努力,刘虎生、刘豹两兄弟才有了他们今生的第一次见面,彼此十分相像的面容使兄弟俩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兄弟两人拥抱在一起,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感慨,他们想到早逝的父母和还有一位尚未团圆的弟弟痛哭不已。兄弟俩相遇时,他们都已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刘虎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高级工程师和全国劳动模范,刘豹也成为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在1965年,王叔振留给黄家的契约被发现,刘熊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在战争时期,为了保护熊生,养育他的黄家男主人牺牲了,为了让熊生能够上学读书,黄家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熊生在知道这一切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哺育他的那一方土地,他一方面继承了生身父母的革命遗志,朴实干事,纯真做人;另一方面他要为养育他的父母坚守孝道,厚报养育之恩。此后,刘熊生从没因为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而对工作和生活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当了整整一辈子的山村农民,于1999年去世。

  2001年,一座由邓小平同志生前题词的刘伯坚烈士雕像,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巴中市落成,刘虎生、刘豹两兄弟以及熊生的后人终于在故乡得以团聚。三封家书不仅记录了这个革命家庭的辛酸史,同时也记录下了革命战争时期无数为祖国作出奉献的人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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