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剧：张宏森
采访者：李九红
李：请谈一谈《大法官》创作源起和创作动机。
张：创作源起有时来自一生积累，有时来自一念之间。为什么写作《大法官》，我一时难以归类。这是我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创作的第十五部电视剧作品。我的写作一直在表述一种疼痛的情感，这是我真实的人生体验，也是我刻骨的人生缅怀。《大法官》的创作也不例外。说它来自于一生积累，也许因为我曾经历过的童年；并不像现代的孩子这样无忧无虑；说它来自一念之间，也许因为在某种机缘中我获得了天启一般的彻悟。疼痛始终萦红色胸怀，我突然在一个瞬间找到了它的根源，这便促成了我的写作。通过法官和审判这样的概念，我拥抱并浸濡在公平之中。我曾写到：没有公平就没有人间天堂，再丰衣足食也无济于事。你看到我源自童年的疼痛了吗？你听到我为之竭力的呐到我源自童年的疼痛了吗？你听到我为之竭力的中央全会喊了吗？这是我全部的抒情。任何人可以用任何眼光来看待我的写作，甚或有些人可以随便用一个调侃之意的“主旋律”来给它命名，这对我真是无关紧要。我只知道，我所完成的，只是一个疼痛者绵长而依永的抒情。如果别人读不懂我，我就做我自己的伟大诗人。可我看到，真正的疼痛者，坚忍的疼痛者，咆哮的疼痛者是如此广泛而清晰地存在，因此我相信，他们需要这样的抒情，这样的行吟，这样的长歌当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严不怀疑自己创作起源和创作动机的清洁与纯正。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的疼痛不仅仅源于自身。它还源于我的父母兄弟，源于身处其中的蹒跚时代，源于负重前行的古老民族。“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不是刻意标榜，也不是违心响应。巨大的疼痛来自血性，与命俱来，与生俱来，与血肉骨殖俱来，任你如何规避，终究无法摆脱。所以，忧患就成为我书写道路上的一个个路标。我所以，忧患就成为我书写道路上的一个个路标。我努力把我的疼痛与更广大的事物相关联，用我疼痛的心去谛听疼痛的历史与时代。这可能让我的写作与那些“潮流中人”有了区别。我把自己与更广大的事物融汇在一起，我找不到抽象自我疼痛的理由，我错了吗？你要说我错了，我也不加反驳。因为有限的人生时光中，我来不及听从那些话。我只听从深夜灯光下知识和文明的哺育，只听从脚下土地隆重的脉搏，只听从汹涌澎湃、无法抗拒的命之规定。
李：你的《西部警察》、《车间主任》也都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种“人民性”、《大法官》也是如此；可《大法官》似乎与前者又不一样……
张：“人民性”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我的一种规定，一种身份。我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平民子弟，骄纵奢华和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人民怎样含辛茹苦地生活，我也就怎样荜路蓝缕地生存，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界限。于是，我是疼痛也就必然地来自于身边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的一次喘息，一个眼神，一种尴尬、失落、无奈和挣扎……遑论他们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直接通达！
读了越来越多的书，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我更加坚定：坚持人民性的立场必然是在坚持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中间包含着身份的确认，也包含着我日益追求的善良和慈悲。
有人可能指证这样的坚守是多么的迂腐可笑。迂腐可笑同样可以反过来指证他们。因为五千年文明史，生生不息的人类，不允许任何优越者的巧言令色。历史的回音壁肯定不是为某人自以为优越的嘲讽设置的，而回音壁前朴素而坚定的黄钟大吕反倒对此榴成了最重要的蔑视。当代文学中弥漫的“中产阶级”趣味，那些溺水一般沉浸在酒吧、霓虹灯、高消费之中的喧嚣者，为什么没有得到有力的奚落？原因很简单，人民太忙，人民充实而艰难，努力而辛苦，没有时间和心情与他们对阵。当某些人炫炔自己的珠光宝气时，阳光下的劳动人民也许会大惑不解地看着他们：那一定是霓虹灯吗？那一定是镭射音响吗？那是光的污染，声音的灰尘。多可惜呀，好端端的身体毁在这种东西里面，他们为什么不去追求起码的健康！
我坚持我的“人民性”写作。我的深度是人民给我的深度。我的力度是人民给我的力度。他们用朴素情怀和粟麦菜蔬养育我，我要一笔一划地报答。
《大法官》也许与《西部警察》、《车间主任》不同。后者可能有更多的情感性皈依，前者却力图用科学理性来为人民寻找和表述。在一个物质的时代，尤其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些概念紧急降落的时代，我力图找到不让人民惊恐和失望的理由。我知道，我试图运用的科学理性多么浅显，可我还是想让人们稍稍驻足一听。哪怕我稚嫩的理性之声，能让驻足一听的人们稍稍缓解一点内心的忧虑，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尽管这可能是井蛙之天。
李：由于你是一个“出名”的编剧，许多大的制片公司和文化商人多次邀你写出市场上通行的情节剧，稿酬数目都是“天价”，可你拒绝了。为此《文汇报》还专门辟出连续版面进行报道，配发编者按，并引发了创作界和普通观众的一次大讨论。
张：由于我只想写自己亟需表达的作品，便无缘“天价”一般的稿酬。我命里没有这般财运，它理所当然就会与我失之交臂。说句真心话，我拒绝的不是“天价”，而是“天价”背后的某些行径。他们以文化产业化、艺术商品化为理由，就可以泯灭艺术良知，肢解人间美丽，我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说过这个观点，《文汇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并引发了一场“文化良知”的大讨论。我只是一种即兴的个人感言，《文汇报》就此引发的讨论却应该看作气派庄严的文化举动。当然，很多人也可能看到了，这场讨论无疾而终。我暗自喟然：中国创作界的现状似乎已经浮躁到不能坐下来说几句正经话！置身于这种大氛围中，只能自己坚守自己，自己叮咛自己，还能做更多的什么呢？
可我仍然跻身于这个、有些浮躁的创作行列中。汪洋一般的声浪可能想淘洗我。我以坦然的心境迎接这种淘洗，怎么说呢？“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李：剧本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似乎与你的生活经历相去甚远，但看后又觉得完全是你心灵中流淌出来的东西。是你童年的烙印无法抹去，还是你心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隐秘？
张：我的有些灰色的童年来自于不公平，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能确认公平的广阔涵义。可仅仅是孩童目光中的不公平，就让我的童年倾斜了，它甚至引导了我的命运。所以，我选择法官，选择审判来作为书写对象，与我生活经历相去不远。你可以理解为童年时一颗委屈的种子，日益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而这棵大树仍在经历着风霜雪剑，它必须去寻找根源。你要说我心中潜藏着巨大的隐秘，那就是，我童年的印记一直在成长，一直没有消失，我如今想把它敞开，充满情感地抖落一下。尤其是当我看到，寒冷凛冽的人生不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又正在缠绕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时，我就想，必须把我的隐秘公开化，让我展开稿纸用我的心血把“公平”二字镌刻下来。
李：在全剧中一再强调的公平、公正、公开，应该是作品的灵魂和核心。
张：是的，现代文明之光可以照亮疼痛，疗救疼痛。而在现代文明之中，现代司法文明却又具有如此强烈的实用性、紧迫性。这种紧迫的实用性应该紧急而又脚踏实地地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发生至关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与其说是一种巨大的内心隐秘的揭示，不如说是一种情感外露的呼吁与呐喊。公平、公正、公开，这六个笔划简单的汉字看似简单，其中却饱含着鲜血、泪水、乃至于生活、名誉、自由等等无穷无尽的大命题。这是法律的灵魂。现代司法灵魂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灵魂的一部分，所以，这其中，又融入了我的渴望、寄托和真理性追求。
李：有评论说，该剧是对情节剧写作模式的超越，风格化追求成为全剧创作的最大追求。你怎样理解这种追求？
张：我不会说我的写作是对当前荧屏流行的情节剧的超越，我只想说，我努力用我的写作与之构成区别。由于从事编剧工作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的确确对中国电视剧艺术拥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美学期待。那种奉故事、情节、噱头、悬念为圭臬的剧作法；那种唯收视率、市场流通为神明的创作逻辑；那种媚权、媚俗、媚钱的写作方向，与我对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美学期待相去甚远。有时，我会深深的怀疑，甚至会觉得，自己正在把握的写作方向与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般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我为此深深地痛苦过。但痛苦不会使我改变。我要在自己的方向上更牢固地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一个逆流而上的人，所要经受的折磨可想而知，但我从小就学会了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天若有情，会给我创作的艰难道路指示出一条天堑通途。
我真心希望中国电视剧艺术能够和文学、戏剧、电视、美术、音乐等等一起，成长为真正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献身其中，为之捐躯肯定是在所不辞的事。
所以，风格化追求不是我有意为之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只是坚持自己的写作方式，心中保持着时刻的警戒，清醒地意识到要与什么区别开来。至于这种努力会遭遇什么样的现实窘境，会面对什么样的乌黑我不去想太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况且，我从不相信，我的一切努力要从别人的目光中得到证明，我只知道，惟一能够证明我的是无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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